中國人對于紙的感情是復雜的。多少年來，再也沒有比中國人更加熱愛紙張的民族了，如果沒有1900年前那場變廢為寶的發明———蔡侯紙的誕生，世界文明的進程可能會被推遲好幾個世紀。有了紙，活體印刷、大眾傳媒乃至紙幣證券才有了傳承各項功能的物質基礎。
然而，今天的中國人對于造紙業的發展又是頗為躊躇的：近十年來，我們不斷看到譴責造紙廠對環境污染的各類新聞和深度報道，連淮河治污十年卻越治越污的怪圈，最后也把板子落在了造紙廠的頭上。科學發展觀提出之后，各地在招商引資中空前重視項目的環境影響力，一時間，造紙業的影子也被打上懷疑的問號。眼下，造紙廠幾乎成了中國社會可持續發展的敵人。然而在紙張還不能被計算機完全替代的今天，離開了造紙業在中國的發展，中國社會又怎能進一步發展呢？所以，如果不找到一個文明的方式來延續造紙的文明，那么，更多的社會文明包括綠色文明本身，都有可能被迫終止前進的步伐。所以，我們應該控制的是造紙業對于資源的過度消耗，而不應該控制造紙業投資本身。
因為我的單位上海社科院每年要編撰《上海資源藍皮書》的緣故，所以我也特別關注造紙業在今后中國工業發展戰略中的地位問題。我更想找到一個相對完美的案例，來說明造紙既是一項傳承文明的事業，同時也是一項再生資源和保護環境的運動。后來，有專家向我推薦文匯出版社剛剛付梓的《綠色經濟：工業與環境協調發展》一書，看了以后大受啟發。書中提到了一個鮮活的案例即金光集團（APP），在紙業經營方面的操作模式。
熟悉華人經濟的讀者都知道，金光集團是著名愛國華僑黃奕聰先生于1962年在印尼創立的，現有法人公司數百家，資產約200多億美元。目前，金光集團已形成制漿造紙業、金融業、農業與食品加工業、房地產業四大核心產業。在我的印象中，金光集團大約是在鄧小平南方談話之后和另一個著名的華人企業泰國正大集團同一批進入中國內地大規模投資的先鋒。
華人企業尤其是實力雄厚的僑界領袖所領導的企業往往有兩大特點：一是愿意以中國內地為其事業核心業務的新增長極；二是強調“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反哺哲學。有時候“民”的概念還包括社會內涵。金光集團在投資行動中也強調這樣的原則，它在經營造紙事業時就把在印尼的造紙經驗搬到了內地。其核心措施是，在適合經營速生林的熱帶和亞熱帶地區投入資金、人力和物力，建立自己專業性的林場，并根據速生林生長規律與周期實行輪伐制。然后再根據所能獲取的原料資源，來確定造紙廠的生產規模。與此同時，造紙廠本身則放在技術條件和資金雄厚的第6城市群區域，以便加強對于環境的監控及相關技術的突破。如在每噸紙的耗水量上面，金光集團在中國的投資項目就要高于同行的控制水平。可以說，造紙不僅僅是一個工業車間從印尼到中國的移動，而是綠色文明之間的對話和循環經濟體系的成功移植。我感興趣的還在于它的理念，即對于投資與資源輸出的發展中國家，要有序發展就必須創造資源。當然，這種創造目前主要表現在對速生林的投入上。
至于金光集團在華實業中對于環境保護的直接投入，我倒是想去實地考察一番。因為無論是沱江之災還是淮河之污，有些確實是沿線的小造紙廠造的孽，而它們消耗的更多的是由原始森林開發而來的原材料，真是吃祖宗飯，斷子孫糧，這種傳統的造紙模式當然可以被批判為從搖籃到墳墓的快速擺渡。我倒希望有實力和有經驗的國際造紙集團能夠系統地介入中國市場。也許金光集團能夠繼續把造紙業在中國實踐成為綠色的文明，從而率先完成這一傳統工業從“墳墓到搖籃”的現代化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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