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現代林業建設強大推進器的集體林權制度改革，正在以前所未有的巨大沖擊力，對我國林業、新農村建設和經濟社會發展產生深刻影響。日前召開的首屆中央林業工作會議，更使得集體林權制度改革成為社會關注的熱點、農民期盼的焦點。那么，當前我國的宏觀經濟條件為集體林權制度改革創造了良好的環境。為此，記者采訪了一直致力于研究農村問題的中國人民大學農業與農村發展學院院長溫鐵軍及其李晨婕博士。
記者：中央林業工作會議強調，全面推進集體林權制度改革，是一項惠及億萬農民的民心工程，是發展現代林業的強大動力，是應對國際金融危機的重要舉措。我們看到，在當前宏觀經濟形勢下，集體林權制度改革作為農村改革的最大亮點，得到了黨中央、國務院的高度重視。請闡釋一下宏觀經濟波動與我國集體林權制度改革的關系？
溫鐵軍：就當前，要闡明全面推進集體林權制度改革是應對國際金融危機的重要舉措，這需要從宏觀經濟波動與我國集體林權制度改革30年的過程談起。以往30年，集體林區三次林權改革表現了“分—合—分”循環的經驗過程。即第一次林改的“分”：1979年至1991年的林業“三定”改革時期；第二次林改的“合”：1992年至1998年的荒山使用權拍賣與林業股份合作制試驗；第三次林改的再“分”：2003年以來再次實行“均山制”。這一過程體現了具有產業特性的林區業態下農戶理性選擇，及林區發展與外部財政金融等宏觀制度環境變化之間存在的相關性。隨著2007年在南方集體林區全面推進林權改革而來的情況，也再次體現了這種相關性的作用。
回顧前兩次林改，整個國家從中央到地方的財政都嚴重虧空，與經濟增長相伴隨的金融機構嚴重貸差，無論城鄉都處于資本極度稀缺的階段。不論是“分山到戶”以期調動林農積極性、以勞動力投入替代稀缺資本投入，還是股份合作制以期通過整合資源吸引外部資本進入，都因外部宏觀經濟條件不具備而無法產生制度收益。也就是說，外部宏觀條件不具備，內部制度安排方面作出最大努力，也只能取得部分成效。
李晨婕：改革開放之后的30年，我國經濟經歷了產業資本逐漸形成、壯大，并向金融資本升級發展的過程。雖然經濟發展幾經波折，但資本還是逐漸實現了對生產力諸要素的整合，成為經濟發展的主導因素。
資本稀缺性在不同時期程度不同，總會在其追逐高利本性的內在機制作用下從農村凈流出，流向獲利能力較高的行業和部門。雖然第二輪集體林區的改革采用了市場化的運作方式，通過林業資源的相對集中形成規模化效應以引進外部資本，但資本在這一時期仍然屬于極度稀缺要素，不具備短期流動性高收益性的林業，不論通過何種方式集中資源都無法對外部資本形成吸引力。因此，在外部宏觀條件不具備的情況下，即便對林區進行了規范的市場化體制改革，也不可能獲得預期收益，甚至還造成了林農因喪失靠山吃山條件而引發沖突以及林區困境惡化的負外部性問題。
記者：改革開放30年，我國經濟建設取得了巨大成就，在今天，第三次林改與前兩次相比外部宏觀條件也發生了重大變化。您是如何看待和分析宏觀經濟發生的這些變化？
溫鐵軍：進入新世紀，二元結構體制下的中國城市經濟已經表現出典型的金融過剩特征；而大多數沒有條件進入工業化的農村地區則仍然處于大多數傳統部門都遭遇的“金融排拒”和流動性不足。過剩資本越來越強烈地產生出占有可變現資源以獲取資本化制度收益的沖動。
而正在進行的第三次林改則是在外部宏觀經濟條件發生巨大變化的歷史條件下進行的，在林區百姓都平等得到山權林權的時候，利用資本過剩和產業過剩的宏觀經濟條件，做好與國家新農村建設戰略相關的林區建設，防止出現環境污染、盲目求大等問題，就有可能在宏觀經濟環境和中央政策導向發生重大變化的情況下達到此次集體林權制度改革的目的。
尤其是此次集體林區改革是發生在全球性金融危機的大背景下，越是危機的時候穩定這個壓倒一切的大局就越重要。中國在穩定耕地到戶的同時，能夠以山地和林業資產落實到村社和農民家庭的農村財產關系的穩定來替代危機發生時政府臨時性應對政策，是歷經危機卻仍然沒有陷入其他發展中國家困境的根本原因之一。
李晨婕：的確，第三次林改與前兩次相比，外部宏觀條件出現歷史性的重大變化。這種變化就在于最近10年國內外都出現了典型的產業過剩和資本過剩，以及新時期中央政策導向的重大戰略轉變。具體分析這三大過剩，一是計算2000年我國超額庫存為23000億元，占總庫存量（約50000億元）的47.2％，亦即在總庫存中有近一半為超額庫存。同期，我國金融機構的不良貸款超過30000億元，這基本與超額庫存大致在同一量級。也就是說，我國在實現了貨幣化經濟之后，超額庫存和閑置生產能力最終還是以銀行不良金融資產的貨幣形式表現出來，而我國經濟實現的近10％的增長率則主要依靠外需拉動。二是完成了市場化改革的我國金融資本已經出現嚴重過剩，銀行根本性的轉變為普遍存差過度。雖然金融資本追求流動性收益和超額利潤，但在近年來我國出現股票市場疲軟、房地產市場空置率上漲的情況下，過剩的金融資本也在尋求能維護投資安全的投資載體。三是國際方面，過剩的國際資本四處尋求能保證其穩定收益的投資領域。中國自改革開放后，各級政府為吸引外資提供了各種優惠政策，穩定的中國自此成為外資偏愛的投資區域。1992年中國實行市場經濟后，外資更是蜂擁而至。
顯然，在我國經濟陷入生產過剩困境的同時，國內需求卻呈現明顯不足，依靠外需拉動又在全球性經濟危機打擊下呈現疲態，因此啟動農村市場作為需求主體才是實現我國經濟跨越式發展的根本途徑。
記者：自從2003年福建省率先進行集體林權制度改革之后，江西、浙江、遼寧等省紛紛跟進。近年來，一大批省市區迅速行動起來，加入到了林改的行列中來，全國集體林權制度改革不斷向廣度深度進軍。您認為現在的政策效果如何？
溫鐵軍：林業是“綠色銀行”，只要不出現巨大災害，每年都會不斷地自然增長，是全球資本過剩下最好的避險投資領域。因此，利用資本過剩和產業過剩，急于找到投資客體和避險機會的有利條件來推進現在正在進行的第三次林權改革，仍以形成交易市場、引進外部資本作為改革內容，就有可能因這種宏觀條件的改變而成為有效的制度安排。再加之林業發展可吸納大量勞動力，具有新時期各種矛盾加劇下維護穩定大局的正外部性。
目前，由于外部宏觀經濟的變化，新一輪林改或將成為有效制度安排已初見倪端。首先，吸引了大量過剩的國內外資金進入林業。如2007年福建三明對林業形成19.3億元的投資，其中利用臺資和區外資本16億元，占了涉林項目的一半以上；浙江麗水人民銀行2008年發放林權抵押貸款2.8億，并針對不同林農的資金需求設計了不同類型的貸款機制。其次，新的規模主體逐步形成。林農根據當地林業特點，形成了家庭合作林場、股份合作制林場、“公司+農戶+基地”合作型林場、農民合作經濟組織等多樣化組織。農業多功能性所內含的組織多樣性也就有可能從不同角度促進林區多樣化發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