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數紙農的執著，為紙山留住了一筆寶貴的文化財富。
近日，詳細介紹澤雅傳統造紙工藝技術和紙文化歷史的《澤雅造紙》一書，由中國戲劇出版社正式出版發行。為了讓在澤雅傳承千年的手工造紙工藝和紙文化不致失傳，兩位土生土長的澤雅人林志文、周銀釵夫婦，歷時三年，深入澤雅鎮現有81個村（居），走訪上千戶造紙人家，追溯溫州歷史上的造紙技藝，終于讓被譽為“中國造紙術的活化石”的澤雅紙鄉第一次有了傳承之著。
溫州是紙的故鄉，曾經制造出歷史上著名的蠲紙、皮紙、蠟紙、衛生紙（糙紙、屏紙），還有溫州民間普遍使用的草紙（紙蓬）等紙種。而澤雅是溫州造紙的代表與縮影，澤雅紙山是溫州手工造紙的故鄉。
皮紙蠟紙草紙都曾負盛名
溫州皮紙，以植物韌皮纖維（山棉皮為主）制造，又稱棉紙、傘紙、蠟紙原紙。清康熙（公元1662-1722）間，泰順柳峰鄉墩頭村以祖傳手藝，家家戶戶從事棉紙生產。1972年泰順棉紙廠工人達3000多人，1990年泰順棉紙停止生產。《溫州市志》介紹：民國24年（1935年）溫州城區棉紙產量達40-50萬擔，作坊集中在竇婦橋及三牌坊、普覺巷一帶，主要供制傘用。1960年溫州皮紙廠實現機械化生產，12月，又以傳統方法試制成功溫州書畫皮紙，深為傅抱石、劉海粟、吳作人等一批名畫家喜愛。1962年，畫家潘天壽用溫州皮紙作《雙清圖》時，贊稱：“筆能走，墨能化，尚有韻味，并不減于宣紙也”。
溫州蠟紙，鐵筆蠟紙的簡稱，以溫州皮紙作原紙，涂料加工成蠟紙。1959年，溫州蠟紙產量178.16萬筒，創歷史最高紀錄。全國四大名牌鐵筆蠟紙，溫州的“燈塔”、“警鐘”、“三角”牌蠟紙占其三，溫州蠟紙廠成為國內規模最大的蠟紙廠。1968年溫州蠟紙廠試制成功印刷涂蠟聯合機，鐵筆蠟紙實現了機械化生產。
草紙（又名紙蓬），以稻草為原料，平原水稻地區均有生產。平原水稻地區民間普遍使用的生活包裝用紙，主要用于“三角紙包”（紙蓬包）的包裝紙。紙蓬包是20世紀80年代前城鄉居民春節走親訪友的常用禮包。禮包里面一般包上一斤左右的白糖或紅糖、砂糖、餅干或者紅棗、桂圓、桔餅、柿餅之類食品。紙蓬里面鋪上兩張澤雅竹紙，把食品放在竹紙上面，包成的三角包正面放一張印有吉祥圖案的四方形紅色標牌紙，用麻繩十字形扎好即成。1939年平陽縣生產草紙720噸，1952年溫州城區還有槽戶45家，20世紀80年代，溫州市郊的南塘、梧田還有少數家庭生產爆竹專用草紙。
溫州蠲紙宋時曾為貢品
溫州蠲紙在唐代開始生產。宋錢康公《植跋簡談》載：“溫州作蠲紙，潔白堅滑，大略類高麗紙；東南出紙處最多，此當為第一焉；自余皆出其下，然所產少，至和（1054-1056）以來，方入貢。權貴求索者寢廣，而紙戶力已不能勝矣。吳越錢氏時（907-978），供此紙者，蠲其賦役，故號蠲紙云。”由此可見，溫州蠲紙被五代吳越錢氏列為頂替賦役的貢紙以來，很受官府和富豪的喜愛。溫州蠲紙從開始生產到成熟為貢紙，需要較長時間的試制完善和民間使用推廣，才會引起官方的注意。由此推知，溫州蠲紙在錢氏以紙代替賦稅之前就開始生產了。溫州蠲紙在宋至和年間列為貢品，與嵊縣剡藤紙、余杭由拳紙同列浙江三大名紙。溫州蠲紙屬于皮紙類的涂布紙，明代王瓚、蔡芳編纂的《弘治溫州府志》卷七“土產”記載了蠲紙的制作方法：
“蠲紙其法用鏹粉和飛面入樸硝，沸湯煎之，俟冷，藥釅用之。先以紙過膠礬干，以大筆刷藥上紙兩面，候干，用蠟打，如打牌法，粗布縛成塊，揩磨之。右蠲紙，舊時州郡尺牘皆用之，今已罷置，姑存其法以遺于后之民。”
蠲紙的加工方法就是先用鏹粉、面粉、樸硝煎制成藥液，再將紙膜經過膠礬、干燥、刷藥，再干燥、上臘、打光等工序。
溫州蠲紙在明代走向衰落，技法失傳。《中國古代造紙工程技術史》對溫州蠲紙制造業的衰落記載了兩種說法：一是據清乾隆《浙江通志》記載：“溫州貢紙五百張，其來久矣；明開局于瞿溪，差官監造；后因水濁，造紙轉黑，乃以地氣改遷，奏罷。少此佳紙，殊為可惜”。二是溫州蠲紙因質量好，得到官員和富豪人家的喜愛，索要的人越來越多，紙農負擔很重。因此，溫州“郡守何東園濾其病民，用計潛濁其水，制紙轉黑”。從此撤掉造紙局，停止蠲紙生產。何東園（文淵）于明宣德五年至正統元年任溫州太守，因此溫州蠲紙應該在明宣德、正統年間（1430-1436）停止生產。
溫州竹紙走向民間市場
溫州蠲紙的停產，與竹紙技術的興起也有很大關系。竹紙生產自晉代萌芽，利用嫩毛竹造紙。到了宋代，竹紙生產很快得到發展，但從制漿到成紙的生產技術尚未成熟。直到明朝中期，生產技術逐步完善，質量有很大提高，產量大增。在明清兩代竹紙生產逐步居于手工紙的主導地位。《中國傳統工藝全集-造紙與印刷》記載：“浙江不僅是竹紙的發源地之一，也是兩宋時期最重要的竹紙生產基地。元明時期，浙江竹紙產區進一步擴大到全省，幾乎每個縣都生產竹紙。除上虞的大箋紙、竹料連七、連四、奏本紙等質細而色淺的優質紙和有名的常山印書柬紙外，大部分產品為官堆紙、毛邊紙和元書紙之類的文化用紙。當然，也有最大宗的各類低級黃燒紙，無需贅述。總之，與福建、江西相比，浙江竹紙中高質量的漂白精品所占比重較小。”可見，在宋、元、明時期，浙江的竹紙技術成熟，生產面廣，雖然高質量的精品紙數量少，但中低檔的竹紙品種多，數量大。
一直占領先地位的浙江竹紙技術，到了明代中葉卻開始落后于福建。福建的竹紙新技術體現在三個方面：一是“生料”改用“熟料”，經過反復蒸煮和漂洗，提高紙漿纖維純度；二是吸收皮紙漂白工藝，采用“天然漂白法”，長期日曬雨淋把熟料制成精白竹漿；三是增加舂搗強度，提高纖維的帚化度。
溫州與福建的東北部相連，福建的先進技術很快就會傳到溫州，但溫州造紙工沒有與福建競爭高技術、工藝復雜的竹紙文化用紙市場，而繼續選擇市場需求量大、生產粗放、民間普遍使用的文化、生活用紙和冥紙市場。溫州竹紙走向民間市場后，缺乏經營組織和技術提升，民間造紙產業完全進入市場主導的自生自滅狀態，造紙技術和紙的質量停留在民間日常用紙層面，遠遠落后于時代進步和社會發展對文化用紙的需求。因此，交通信息閉塞的澤雅山區至今保留著最古老最原始最傳統的手工造紙工藝。
山水環抱成就澤雅紙山
造紙需要具備三個基本條件：一是造紙纖維植物資源充足；二是水資源豐富清潔，利于漚制漂洗原料，或溪流落差較大，可以建造水碓搗刷；三是當地居民具備成熟的造紙和設備建造技術。溫州崎云山麓的澤雅和瑞安湖嶺及周邊山區，纖維植物資源豐富，毛竹、水竹、綠竹遍布山間田野、溪畔河岸、路邊村旁。水資源充足，溪流落差大，適宜造碓搗刷。山泉水眼處處可見，水質清冽，適宜打漿造紙。造紙工造紙技術成熟，特別是建造水碓、編織紙簾、澆砌紙槽等技工充足。各方面條件成就了澤雅紙山。
紙山，顧名思義是指農民祖祖輩輩以造紙為生的山區。洞宮山脈的子系分支崎云山和凌云山，坐落在澤雅的西南和西北面，兩山形成掎角之勢，分別向東南、東北延伸，擁抱著澤雅。有山便有水，兩座山脈的泉水匯集成一條大溪流——龍溪，歷史上稱大源溪，常年奔流不息，滋潤著沿溪兩岸人民。
兩座山脈所到之處，山土栽竹種糧，山水搗刷潤田，山民種竹耕田、搗刷造紙，世代繁衍。歷史文獻中所稱的永嘉（溫州）造紙就是崎云山、凌云山所及的澤雅紙山。1930年出版的《浙江之紙業》記載，溫州造紙有永嘉、瑞安、平陽、泰順四個縣。永嘉是“歷來造紙現仍造紙之縣份”，而瑞安、平陽、泰順屬于“歷來不造紙現在造紙之縣份”。永嘉造紙的中心產地歷來就在澤雅紙山，說明澤雅紙山是溫州造紙的發祥地。
“紙山暴動”曾震驚全國
溫州蠲紙停產后，澤雅紙山的竹紙始于何時，目前還找不到有力的實據。北宋學者蘇易簡《文房四譜．紙譜》載：“今江浙間有以嫩竹為紙，如作密書，無人敢拆發之，蓋隨手便裂，不復粘也。”這里說的嫩竹紙與澤雅20世紀40年代前生產的“九寸紙”極為相似。據許多80歲以上的老人回憶，澤雅40年代前以生產九寸紙為主，九寸紙長1.2尺，寬9寸（魯班尺3.7尺等于1米），嫩毛竹為主要原料，紙張很薄，若作燈籠紙透光性很好，但不牢固，很容易撕破，主要用于書寫毛筆字，民間的契約文書都用九寸紙。九寸紙特別適合學生描紅練習毛筆字。九寸紙的用途至少有三種，寫字、衛生、民俗祭祀。上述相隔千年的兩種說法如果對上號，說明澤雅在北宋或者更早，已有竹紙生產。但澤雅的這段歷史恐怕很難找到實證了。
崎云山麓耕地少，而山多水多竹子多，造紙成了山民的主要副業，也是唯一的副業。只要水利條件許可，村村有水碓，家家會造紙，人人能造紙。但越是常見的普遍的東西，往往不會引人注意，無人關心她，無人記錄她，因為熟視無睹。造紙本來是技術要求較高的產業，人類不可或缺的產業，可能是澤雅之紙產于農民用于民間，文人墨客無人過問，歷史文獻也就難找片言只語。城鄉居民只知道生活衛生用紙從瞿溪來，知道瞿溪有土紙，但不知道瞿溪的背后有一個很大的造紙工廠——澤雅紙山。就是現代編寫的溫州市志、溫州林業志等文獻，寫到造紙章節時僅提到：主要產地在永嘉縣三溪、藤橋及瑞安縣湖嶺等山區。找不到“澤雅”或“西岸”的名詞。1937年，澤雅竹紙滯銷，瞿溪紙販官商勾結壟斷壓價，廣大紙農在黨的領導下于1939年進行了震驚全國的 “紙山暴動”。紙山暴動的主要力量是澤雅、湖嶺的紙農，從此紙山與澤雅掛上鉤，地方黨史、文史資料中記述了許多紙山革命斗爭和紙山紙農過去的生產生活情況。
手工造紙技藝千年傳承
澤雅和湖嶺是20世紀“澤雅紙山”的中心。龍溪（大源溪）沿岸，從崎云山下第一村“安樂溪”開始一直到戍浦江潮水交接處的潮濟、渡潭，村村建有水碓搗刷。凡是有溪水、有落差的地方都建有水碓搗刷造紙。水碓是決定竹紙產量的關鍵，建造水碓投資大，又受水利和地理條件的限制，水碓成為紙山紙農最主要的生產資料和固定財產。最近，經過逐村調查得知，解放后原澤雅區82個行政村，有80個村造紙，解放后曾建有555座水碓，年造紙（溫州衛生紙）達130萬條（每條40刀，每刀100張）。如垟坑、石橋村等年產衛生紙12萬條。全區僅原北林垟鄉胡坦村（專業生產槽簽）和原周岙鄉雙一村（雙界田村）沒有水碓沒有造紙。崎云山南面湖嶺地區的三十一溪、三十二溪、三十三溪沿岸也是同樣的情況，三十二溪沿岸的芳莊鄉現有81座水碓遺跡。原湖嶺區的造紙規模僅次于澤雅區。澤雅、湖嶺成為溫州市手工造紙產量最多的兩個區。
除此之外，溫州手工造紙還有原三溪區大川鄉的大岙、大同、北坦、建東、肇山五個村和瞿溪鎮的瞿岙村，原藤橋區的岙底鄉、南雅鄉，以及雙潮鄉的朱下村。青田縣的界牌頭村曾與五鳳垟村合股建造水碓搗刷造紙。平陽縣水利條件適宜的山區也是竹紙的重要產區，平陽南雁一帶在20世紀80年代還在生產竹紙，南雁風景區“猴子看水碓”的著名風景點，成為南雁地區水碓搗刷造紙的歷史見證。
解放前，溫州手工造紙的高峰期大約在民國25年。《溫州市志》載：“溫州各縣歷史年產量以民國25年（1936年）最高36.2萬擔（每擔2條，每條46刀），其中永嘉縣28.5萬擔。……28年瑞安產10萬擔，永嘉9.6萬擔，平陽1.5萬擔。”解放后的集體化時期，溫州手工造紙地區進入全民造紙階段，造紙規模、紙的產量均達到歷史高峰期。但由于手工造紙工藝復雜，勞動強度大，利潤低，農村土地承包到戶后，各地逐漸退出手工造紙，另謀他業。1998年4月19日澤雅水庫下閘蓄水前夕，為保持水庫水源清潔，澤雅紙山大部分地方都停止手工造紙，僅少數村由于地理交通和人文歷史等原因，一直到現在還堅守著最古老最傳統的手工造紙產業。
澤雅紙山這少數人的執著，保存了一千多年前的原始造紙工具與工藝，為人類保留了一筆近乎絕世的傳統造紙歷史文化遺產，引領我們超越時空，看到了一千多年前的手工造紙作坊，也為今后利用高科技生產“生態紙”提供了可借鑒的實物樣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