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的十七屆五中全會提出的“十二五”發展規劃建議中，有兩個令人深思的新表述:一是把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作為“十二五”規劃的主線；二是把建設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作為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重要著力點。這二者既是各自成立的重要命題，又共同構成了一個嚴謹的邏輯鏈條，從而把環境這一當前制約我國發展的矛盾和障礙，轉化為保障和促進發展的條件和優勢，而這正是探索中國環保新道路的宗旨。在非常重要的5年發展規劃中做出這樣的宏觀部署，意義是深遠的，需要我們深入領會和理解。
當前，我國和世界不斷發生著廣泛而深刻的變化，國家發展處在新的歷史時刻，環境保護也處在新的歷史時刻。這個時刻的重要特征之一，就是環境保護日益表現出一種對于經濟發展的獨特作用，即環境保護不是經濟發展的妨礙因素，相反是可以促進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推動因素，從而更新了過去認為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難以兼得的傳統認識，把環境保護提到了一個更加積極、有為和主動的地位。
經濟發展方式必須得到轉變
我國經濟發展總體上是資源環境消耗型的。粗放和落后的經濟發展方式，不但帶來包括環境問題在內的各種社會矛盾，而且阻礙提升我國經濟的國際競爭力，對長期經濟發展不利，所以必須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
當前，我國綜合國力快速提升引起世界格局的重大變化，也給自身帶來了一系列嚴峻挑戰，如投資消費失衡、收入差距拉大、社會矛盾增多、環境問題突出等。這些問題是發展中的問題，是發展方式問題，不能通過停止發展來解決，也不能期望在發展中自動解決，只能通過主動推進發展方式轉變來解決。因此，中央把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作為我國“十二五”發展規劃的主線，是非常正確和及時的。
胡錦濤總書記2008年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五次集體學習會上指出:“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是落實科學發展觀的主要途徑，是關系國民經濟全局緊迫而重大的戰略任務，是提高我國經濟國際競爭力和抗風險能力的根本舉措，是實現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奮斗目標的重要保證。我們要深刻認識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重大意義，大力推進經濟增長由粗放型向集約型轉變，由片面追求經濟增長向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轉變。”這表明我國經濟發展重心已經轉向“怎樣更好地發展”上來。
我國學者曾經做過增長核算，結果表明:在經濟增長中，資本(包括資源環境投入)貢獻率為60％左右，勞動貢獻率為10％左右，全要素生產率提高(技術進步)貢獻率為30％左右。可以看出，我國經濟發展總體上是資源環境消耗型的，相對于國際上比較先進的經濟發展方式而言(發達國家的經濟增長60％以上依靠科學創新和技術進步的貢獻)，我國經濟發展方式需要逐步降低資源環境消耗而增加技術進步含量。
根據中國科學院的研究，總體上我國經濟增長表現出高資本投入、高資源消耗、高污染排放和低效率產出四大特征。
從資本投入看，近50年來我國GDP增長10多倍(不變價)，而礦產資源消耗增長40多倍。資本形成占GDP的比重，1980年為34.9％，1995年為40.8％，2000年為36.4％，2003年為42.7％，明顯高于美國、德國、法國一般(20％左右)水平。“六五”、“七五”、“八五”、“九五”和“十五”頭4年，每增加1億元GDP需要的固定資產投資分別是1.8億元、2.15億元、1.6億元、4.49億元和5.01億元。
從資源消耗看，我國5類主要資源(淡水、一次能源、鋼材、水泥、常用有色金屬)的節約指數為1.8％(GDP按購買力平價計算)，意味著我國這5類資源的平均消耗強度高出世界平均水平約90％，位列世界59個主要國家(占世界GDP的93.7％)中的第54位。我國目前的綜合能源效率約為33％，比發達國家低10個百分點；農業灌溉用水利用系數是國外先進水平的一半左右，工業萬元產值用水量是國外先進水平的10倍；工業用水重復利用率比發達國家低15％～25％；礦產資源的總回收率為30％，比國外先進水平低20％；單位建筑面積采暖耗能高于氣候條件相近的發達國家2～3倍。我國工業部門的能源消耗占全國能源消費總量的70％以上，而鋼鐵、有色金屬、化工、建材等高能耗行業的能源消費又占整個工業終端能源消費的70％以上。也就是說，高能耗行業差不多消耗了全國能源消費總量的一半。
從污染排放看，目前我國單位GDP的廢水排放量比發達國家高4倍，單位工業產值產出的固體廢物比發達國家高10多倍，單位GDP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排放強度分別是經濟合作發展組織(OECD，由發達國家組成)國家的9倍和8倍。
從產出效率看，資源生產率相當于美國的28.6％、歐盟的16.8％、日本的10.3％。
以上數據是中科院在2006年的數據，幾年來我國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取得了進展，上述數據有了一些改進，但總體水平距離世界先進水平還有較大差距。
總之，粗放和落后的經濟發展方式不但帶來了包括環境問題在內的各種社會矛盾，而且阻礙提升我國經濟的國際競爭力，對長期經濟發展不利，因此必須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
以環境保護優化經濟發展
與經濟發展帶來的環境壓力相比，我國環境保護的強度長期嚴重不足。改變經濟發展方式，應從加強環境保護法律法規標準和管理做起。這就是說，在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新形勢下，環境保護被賦予了一個特殊而重要的功能:以保護環境優化經濟發展。
我國經濟發展方式粗放、落后固然有很多原因，但追根溯源，與過去偏于軟弱的環境保護約束有關系。我國人口眾多，有效國土少，環境條件比較脆弱。在這樣一個人均資源并不豐富的國家發展經濟，應該采取比較嚴格的環境保護政策，以利于形成一個產業結構與資源特點相適應、資源利用效率比較高、對環境沖擊比較小的經濟體系。但實際上，我國環境保護的政策力度和實施能力長期以來一直相對較弱:各級干部任用制度中缺乏環保要求，使各級政府對環境質量負責制長期得不到落實；環保投入長期不足，難以滿足污染削減的資金需求，環保公共工程難以實施；在2008年環境保護部成立之前，雖然原國家環保總局付出了極大努力，但由于種種原因，環保機構一直地位偏低，基層環境執法力量力不從心；環境法律規定偏于軟弱，環境標準偏低；公眾參與發展不足，沒有發揮有效的監督和制衡作用。這些表明，與經濟發展帶來的環境壓力相比，我國環境保護的強度長期嚴重不足。
偏弱的環境保護管理導致的一個重大不利后果，就是放任產生了一個粗放落后的經濟體系。這個體系一旦形成很難調整，成為我國當前和今后發展的難題。從這個意義上說，我國在一定程度上錯失了用嚴格的環保要求來規范、引導和塑造經濟發展的有利時機，這是一個深刻的教訓。
軟弱的環境保護政策未能有效約束粗放的經濟發展方式，后者帶來了嚴重的環境問題。解鈴還須系鈴人。改變經濟發展方式，應從加強環境保護法律法規標準和管理做起。這就是說，在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新形勢下，環境保護被賦予了一個特殊而重要的功能:以保護環境優化經濟發展。
以保護環境優化經濟發展，就是從環境保護的角度對經濟發展提出基礎性要求，通過加強環境保護法律、法規、標準等，促使經濟發展提高資源利用效率、轉變發展方式，實現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的雙重目標。在這個意義上，環境保護與經濟發展實現了統一和融合。為了實現這種不同于以往的特殊功能，環境保護的思想、方針、目標、任務、措施等必須進行重大調整，環境保護所需的法制、體制、機制、能力等各方面都需要進行重大改進，實現根本性、戰略性和歷史性轉變。
環境保護能夠優化經濟發展
環境保護如何優化經濟發展？主要有4個途徑:一是促進產業發展模式的優化轉變；二是直接促進企業生產利潤的提高；三是加快推進區域產業結構轉型；四是促進行業市場競爭力的大幅提升。
對經濟發展加以嚴格的環境保護要求，看似是對經濟發展的無情，實際上是治療傳統發展方式弊病的苦口良藥。環境保護優化經濟發展的特殊功能，在迫切需要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今天表現得更為突出。
環境保護為什么能夠優化經濟發展？因為環境保護要求把環境承載力作為經濟發展的基礎條件，要求經濟發展走少排放、低排放(最好是零排放)道路，這對經濟行為主體是一種外在的、強制的約束條件，促使其努力進行技術創新，提高資源利用效率并盡量循環利用再生資源，并且能激勵其通過發展綠色產業獲得新的經濟效益。這在客觀上會提高經濟系統質量，增強國家經濟競爭能力。
環保政策的調控對象是具有強烈適應能力和自我調節能力的主體，他們能夠根據外部約束條件的變化及時調整自己的行為，甚至能從這種外部條件的變化中發現或創造出新的獲利機會。所以那種認為企業會因為嚴格的環保政策而影響自身發展的擔心是不必要的。
關于加強環境保護是否會妨礙經濟發展，國內有學者研究了環境保護與產業國際競爭力的關系，通過對中國制造業17個主要產業的實證分析，并比較了中國與美國的實際經驗，認為加強環境保護不會削弱產業的國際競爭力。事實證明，美國實施了較嚴厲的環境保護管制，但其污染密集產業的國際競爭力并沒有削弱。國內一些研究表明，當環境管理增加1％時，企業的研發投入強度、專利授權數量以及新產品銷售收入分別增加0.12％、0.30％和0.22％。這證明適當的環境管理對于企業的贏利是有好處的。
環境保護如何優化經濟發展？主要有4個途徑:一是促進產業發展模式優化轉變；二是直接促進企業生產利潤提高；三是加快推進區域產業結構轉型；四是促進行業市場競爭力大幅提升。
環境保護可以促進產業發展模式優化轉變。以我國汽車工業發展為例:我國在改革開放初期引進國外汽車生產技術時，對汽車尾氣排放標準要求不是很高，甚至把尾氣治理生產線和車輛尾氣凈化裝置給省略了，這樣做的目的是為了降低成本，使當時還不富裕的人們能夠用得起汽車，當然付出的代價就是汽車尾氣污染加重，城市環境質量下降。后來，隨著汽車數量大增，城市大氣環境容量越來越小，公眾對環境質量的要求日益提高，必須提高尾氣排放標準。如北京已先后實施了相當于歐洲相應標準的國Ⅱ、國Ⅲ和國Ⅳ標準。這一環保標準的提高，不僅改善了城市大氣環境質量，而且引起了汽車工業的大幅度變革。一些落后的、污染重的汽車生產技術被逐步淘汰，新的先進技術和工藝得到開發和應用(如化油器技術改成了電噴技術)。我國汽車工業由此得到快速發展，汽車環保水平提高后，能夠滿足國際上較高的環境標準要求，又有較強的價格競爭優勢，因此我國開始成為汽車出口國，打入了歐美和發展中國家市場。類似的例子在其他產業也存在。這說明在達到一定的發展階段后，環境保護的要求可以促使傳統工業脫胎換骨，實現科學發展。
環境保護可以直接促進企業產生利潤。如濟南鋼鐵公司對“三廢”進行綜合治理，煤氣用于發電，冶金渣轉變為建筑材料，廢水經過處理重新利用，取得了良好的經濟效益。江蘇省昆山市電子信息產業蓬勃發展，許多廢棄物隨之產生。昆山市為此組建成立了20多家專門“吃廢”的企業，短短幾年間就形成了以電子信息產業為依托，以大力發展循環經濟和構筑資源節約型體系為特色的新型工業化“鏈環群”。這一事例說明，在新的發展方式下，過去被作為廢物拋棄的部分資源，經過循環經濟和環保產業的作用，又被提取了新的價值，成為新的經濟增長點。
環境保護可以促進區域產業結構優化升級。山西省在幾年前掀起環保風暴，通過區域限批、限期淘汰等措施，關閉了六七千家小煤礦、兩三千家小焦化廠，對未完成限期治理任務的20臺電力機組予以關閉，對32臺機組停產治理，對124臺機組進行了處罰。這些措施不但使11個重點城市二級以上天數比上一年增長8.67％，地區環境質量改善很多，而且為后續的產業轉型騰出了環境承載能力。這個省隨后上馬的160多個材料工業項目、370多個裝備制造業項目、100個煤化工項目，都是新型工業化的產物。正如山西省領導所說:“這些項目從建設到投產需要一段時間，一旦新的支柱產業形成，山西的經濟增長方式將發生質變。”這說明環保行動引發了經濟結構的重大變化。
環境保護可以促進行業市場競爭力的提升。近年來，我國鋼鐵行業加大節能減排力度，實施余熱余能回收及重大環保工程。僅以2007年為例，大中型鋼鐵企業噸鋼綜合能耗比上年同期下降2.32％，節約標準煤1765萬噸；噸鋼耗用新水5.64噸，下降16.24％，節水3.5億噸，減排二氧化硫2535噸，鋼鐵產量不斷增長，經濟成效顯著。山東省曾在“九五”和“十五”期間分批關閉了治理無望的草漿造紙企業生產線，保留的企業則投入巨資進行污染治理，到2002年底全省造紙企業個數減少到246家，產量卻增加了188％，COD 下降了66％。
加強環境保護可以更好地促進而不是妨礙經濟發展，這一結論在一些發達國家的發展歷程上也得到了印證。瑞典、德國、日本、美國等發達國家都經歷過用嚴格的環境政策促使經濟轉型的歷史階段。那些經歷了嚴格環境政策“洗禮”后生存和發展的企業，很多已發展為先進生產力的典型，成為具有強大競爭力的跨國公司。
長期以來面對日益嚴苛的限制施用化學藥劑的環境法規壓力，荷蘭花卉企業努力在花卉栽培上進行創新，提高了對水肥資源的使用效率，降低了化學藥劑的使用量，同時降低了成本，獲得了更佳的產品品質，提升了其花卉產業在全球的競爭力，使荷蘭出口的鮮花占全球市場數量的65％。
1992年，美國企業競爭力專家、哈佛商學院教授邁克爾·波特專門研究了受到環境法規影響較大的幾個產業在創新方面的進展，發現這些行業企業都在努力提高資源生產力以滿足環境法規的要求。以化工部門為例，29家工廠為了避免浪費資源而進行技術創新，在181項預防浪費的活動中，只有一項活動的結果導致成本增加；在70項產量有所變化的活動中，有68項活動的結論是產量明顯上升，其中還有30項活動的平均產量上升了7％。波特指出，嚴格的環境管制會通過鼓勵創新和技術進步促進企業競爭力提升，因為企業在充滿競爭的市場中運作，絕非處于靜止狀態，而是常常以創新的辦法來應對來自競爭對手、客戶、法規等的壓力，因此妥善設計的、良好的環境標準有助于引發企業創新，通過更有效率地使用原料、能源及勞動力等，降低產品的總成本或提高產品價值，進而提高企業競爭力。他的這個論點被人稱為波特假說。
對于波特假說，波特自己和另外的經濟學家分別提出了一些解釋作為其理論基礎。波特提出了創新補償論和先動優勢論，前者是說由于環境管制的壓力，企業加快了技術創新，由此帶來的利益可以補償環保成本；后者是說環境管制把一部分落后企業排除出了市場，反而使遵守環境法規的企業獲得了更充分的市場份額而增加利潤。英國產業聯合會認為，對自然資源更為有效的利用以及對新方法的需求，為企業提供了商機。歐盟環保局以歐洲的經濟增長和提供工作崗位為著眼點，認為環境管制可以降低工業商業的成本，為環境友好型的商品和服務提供市場。
如何從經濟學原理來解釋環境保護優化經濟發展的機理？英國經濟學者斯瓦松做出了說明。他假設在封閉的經濟條件下，整個社會僅生產兩種產品A和B。產品A的生產除了需要資本和勞動力的投入之外，還需要消耗大量的環境資源；而生產B產品只需要資本和勞動力的投入。當對企業增加環境管制的時候，企業在開始階段會因為增加新的生產成本而出現產量降低的現象，即企業的生產可能性曲線向下收縮。隨后，企業為了規避由于環境管制壓力造成的成本壓力，會增加技術研發投入，最后由于技術進步反而促使企業生產能力的擴大，即生產可能性曲線由開始的向內萎縮變成最后的向外擴張。從經濟學理論推導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加強環境保護雖然在短時期內會導致生產力下降，但從動態、長期的角度來看，企業會根據環境管制的壓力調整企業行為，促進技術創新，反而會提高生產效率，最終實現全社會生產效率的整體提高。
可見，環境保護可以優化經濟發展，是因為經濟活動的主體都是有很強適應能力和創新能力的群體，他們為了適應環保要求，會積極進行技術創新和制度創新，采取更好的發展方式，形成更強的經濟競爭力。同時，環境保護的要求改變了市場準入條件，使那些落后技術和產業被淘汰出局，從而使先進生產力得到更大的發展機會。
建設“兩型”社會是重要著力點
把建設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作為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重要著力點，需要從價值觀念、政治決策、經濟體系、科技導向、社會管理等各方面對社會進行全面和務實的改造及調整。
把建設“兩型”社會作為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重要著力點，這個命題包含兩個重要含義。一是建設“兩型”社會必須與轉變經濟發展方式聯系起來。建設“兩型”社會是一整套具有特定目標的社會實踐活動，評價“兩型”社會建設的效果，不但要看是否實現了資源節約和環境改善的目標，而且要看是否促進了經濟發展方式轉變，二者必須兼顧和共贏，這是一個更高層面的戰略意圖。二是建設“兩型”社會是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重要著力點，但不是惟一著力點。除了“兩型”社會建設，還有其他方面的工作可以成為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著力點，這意味著“兩型”社會建設與其他方面的工作在推動經濟發展方式轉變方面是存在競爭性的，若有松懈，可能會失去重要著力點的地位。因此，“兩型”社會建設本身必須加強、加快。
由此可見，相對于“十一五”時期，“十二五”期間推動建設“兩型”社會，目標更加綜合，任務更加緊迫。雄關漫道真如鐵，而今邁步從頭越。建設“兩型”社會是中央在本世紀頭5年提出來的，后進入“十一五”規劃和寫入黨章，現在再次強調“兩型”社會建設，既是延續和擴展“十一五”已做的工作，更是開辟一個新的階段。
環境友好型社會是指一種人與自然相協調的社會發展狀況，它反映了整個社會對自然環境采取友好、親近和和諧的理念及行為方式。它既是一種環境倫理觀念，也是一種環境保護實踐指南。建設環境友好型社會，其實質就是以環境保護的標準去衡量社會、塑造社會、發展社會。建設環境友好型社會是一個全面、系統的部署，也是一個長期的過程，其任務歸納為一點，就是在全社會形成不損害環境、有利于環境的生產和生活方式。
具體而言，把建設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作為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重要著力點，需要從價值觀念、政治決策、經濟體系、科技導向、社會管理等各方面對社會進行全面和務實的改造及調整。
第一，建立健全有利于環境保護的決策體系
環境友好型社會是一種新型的社會發展狀態，必須在現有的經濟社會發展基礎上創造向新的社會發展階段轉型的必要的政治保障條件，特別是建立全面的政績考核制度、綠色國民經濟核算制度和公眾參與制度。
要樹立全面、科學的政績觀，將環境質量變化和環境保護工作進展作為對黨政領導干部政績考核的重要內容之一，激勵各級領導干部牢固樹立可持續發展的戰略觀念。要建立和完善環境與發展綜合決策制度，解決經濟社會發展中當前利益和長遠利益、局部利益和整體利益的矛盾。
要實施綠色國民經濟核算制度，將發展過程中的資源消耗、環境損失和環境效益納入經濟發展的評價體系，并用這個體系全面評價國家和地區綜合實力及發展潛力。
要讓社會公眾充分參與到環境保護中來，保障公眾的環境知情權、監督權和參與權，讓公眾成為環境友好型社會的決策者和建設者。要公開環境信息，建立公眾參與環境決策的渠道和機制，如論證會、聽證會、政府政績評議會等，維護和保障群眾的環境權益。支持和引導合法的民間環保組織，使其成為建設環境友好型社會的重要力量。
第二，建立以綠色經濟為主體和特征的經濟體系
建立有利于環境保護的經濟體系是建設環境友好型社會的核心，必須把生態環境作為影響經濟活動的內生變量，把資源環境的供求關系納入市場經濟的價格體系之中，把物質財富的增長控制在自然資源與環境可自我恢復的閾值以內。
大力發展循環經濟是環境友好型經濟發展模式的具體體現。在產品層面，要從產品設計開始，把資源循環再利用的思路貫徹到整個產品的生產和使用過程之中。對生產和使用過程中產生的廢棄物也要采取適當技術進行再利用，最大限度地減少廢棄物排放。在企業層面，要積極推行清潔生產方式，樹立清潔、節約、環保的新型企業形象。在產業層面，要進行產業的生態化改造，建立和發展生態工業、生態農業、綠色服務業、廢棄物再利用資源化和無害化產業。在國際產品和服務貿易方面，要實行綠色貿易，減少資源密集型、環境污染密集型產品和服務貿易，減少資本和技術等要素流動產生的污染轉移和各種環境風險。
建立環境友好的經濟體系，必須重新確立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在國家發展戰略中的關系，把環境保護放在與經濟發展同等重要的地位上。要按照建設環境友好型社會的方向，調整現有的法律法規和政策體系，引導企業生產行為和人們的消費行為朝著對環境友好的方向發展。
第三，大力發展和應用環境友好的科學技術
環境友好型社會需要突破傳統科技發展思路，使科技進步立足于人與自然的和諧，發展和應用環境友好的科學技術。環境友好的科技指向豐裕、清潔、可永續利用的資源，有利于形成資源消耗少、資源和能源利用效率高、廢棄物排放少的生產和消費體系。環境友好的科技使人類對自然的開發和利用能夠控制在生態環境可自我更新的范圍之內。
要充分發揮政府引導和控制的能力，通過財政支持和優惠政策等鼓勵新能源和新技術開發。從產品設計、生產、運輸、存儲、廢物回收利用、廢棄物的環境無害化處理等產品生命周期的每個環節，促進技術進步和升級。努力提高環境技術自主創新能力，把環保產業作為國民經濟的支柱產業，加快建成國產化、標準化、現代化的環保產業體系。集中精力推進一些迫在眉睫的生態科技難題的解決，如綠色國民經濟核算技術系統、保障人體健康的污染防治技術、大面積生態退化的修復技術、區域污染治理的綜合技術、生態監測預警的科技系統等。
第四，積極倡導環境友好的消費方式
環境友好型社會倡導適度消費、公平消費和綠色消費，反對和限制浪費性及不利于環境保護的消費。環境友好的消費選擇可以向生產領域發出價格和需求的激勵信號，刺激生產領域清潔技術與工藝的研發與應用，帶動環境友好產品和服務的生產。同時，生產技術與工藝的改進會不斷降低環境友好產品的成本，鼓勵綠色消費，最終形成綠色消費與綠色生產之間的良性互動。
推動環境友好型經濟產業體系發展、形成環境友好的消費形態可從5方面著手:一是加強環境標志產品、有機食品、節能產品認證；二是大力發展生態旅游等綠色服務業；三是創建生態建筑和綠色社區；四是倡導大眾綠色消費，特別是逐步改變傳統飲食文化中長期存在的鋪張浪費的行為習慣；五是大力推行政府綠色采購，引導社會綠色消費意識。
第五，不斷培育環境友好的文化氛圍
環境友好型社會標志著人類從文化發展的視角，以自然法則為標準來改造其生產和生活方式。這是一種新文化體系的形成和發展過程，是對傳統的人與自然關系理解的理性回歸和科學選擇。
培育環境友好的文化氛圍，要樹立尊重自然的價值觀和道德觀，通過教育、文學、藝術和科學技術等支持和協助，使環境友好型社會的理念成為全社會的共識和奉行的價值觀。在傳統工業文明和文化占主導地位的今天，不僅要加強綠色科學技術的研發和推廣，為環境保護提供技術支持，也需要引導公眾的認同和參與，把環境道德教育、環境行政意識、環境經濟意識、環境法制意識、環境科學意識等有機結合起來，使環境友好的文化在多個領域從淺層向深層發展。
建設資源節約型和環境友好型社會是全社會的長期任務。一個擁有世界近1/4人口的大國，在節約資源和保護環境方面的探索和實踐，不但可以促進經濟發展方式轉變，而且將會為實現一個可持續發展、人與自然和諧的世界做出貢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