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15日，導演蔣紹春率領中央電視臺《探索與發現》專題攝制組，趕赴開化縣村頭鎮拍攝“開化貢紙”遺存，探索古代的手工造紙藝術。
衢州造紙，歷史悠久。發展至明清時期，郡內紙槽林立，從其業者甚眾。至清末民初，已成當時衢州區域經濟的支柱性產業。明清衢州所產之紙，名品甚多，其中最負盛名的當推康熙、乾隆時期的“開化紙”。但是，長期以來，由于史料記載的匱乏，關于“開化紙”的由來及其產地，學術界也是眾說紛紜，莫衷一是。筆者試以本文揭開曾在中國制紙史上占據一席之地的“開化紙”之神秘面紗。
曾被認為達到古代造紙之頂峰
明成化年間(1465—1487)，浙江右參政陸容(1436—1496)在他的《菽園雜記》中，曾詳盡記載了當時衢州常山、開化的造紙術：
“衢之常山、開化等縣人以造紙為業。其造法采楮皮蒸過，擘去粗質，糝石灰，浸漬三宿，蹂之使熟，去灰。又浸水七日，復蒸之。濯去泥沙。曝曬經旬，舂爛，水漂，入胡桃藤等藥。以竹絲簾承之。俟其凝結，掀置白上，以火干之。白者以磚板制為案卓狀，圬以石灰而厝火其下也。”這段記載對于我們了解明代衢州造紙的過程，從原料、配料到制作工藝，都有很高的經濟史料價值。
常山球川是明清時期造紙業極其鼎盛的重鎮之一，素有“紙都”之美譽。在球川球川溪，十里長堤的溪灘上，曾經晾滿了做工精細的白紙，如覆地白雪，形成一道獨特的風景線，引人入勝，故稱“球川晾雪”。
明清衢州所產之紙，名品甚多，其中最負盛名的當推康熙、乾隆時期的“開化紙”。“開化紙”，原系明代紙名，又稱“開花紙”、“桃花箋”，一說它以楮皮、桑皮和三椏皮為混合原料，經漂白后抄造而成;一說它以立夏嫩竹為原料，工經七十二道抄造而成，與太史連紙堪稱“一金一玉”。
傳世的“開化紙”紙質細膩，潔白光滑，簾紋不明顯，紙雖薄而韌性好，受墨烏亮，柔軟可愛，一般人甚至往往將它誤以為是宣紙。清代康熙、乾隆年間，內府和武英殿以及揚州詩局等所刻印的圖書，多用“開化紙”，尤其是乾隆盛世時期的“開化紙”，品質極優。近代大藏書家周叔弢先生(建國后曾任天津市副市長)在全面收藏整理清代“開化紙”印本的基礎上，認為乾隆朝的“開化紙”達到古代造紙之頂峰。“開化紙”由于印出的書籍高雅大方，美觀漂亮，所以歷來受到藏書家的追捧，價格也極其昂貴。
大藏書家陶湘(1871-1940年)最喜歡收藏“開化紙”印本。陶湘，字蘭泉，號涉園，清末官至道員，后進入實業界、金融界。民國十八年(1929年)曾應聘故宮博物院專門委員。他收書數十年得書三十萬卷，凡遇“開化紙”印本，不問何類，一概收之，一時有“陶開化”之譽。陶湘著有《清代殿版書目》、《武英殿聚珍版書目》、《故宮殿本書庫現存目》等，其中多涉及“開化紙”印本。
1932年，瑞典親王訪華參觀北平(京)故宮時，見到乾隆時期用“開化紙”印刷的“殿版書”，十分驚訝。他說：“瑞典現代造紙業頗為發達，紙質雖優，但工料之細，尚不及中國的‘開化紙’。”
“開化紙”是紙品名，而非產地名
但是，長期以來，由于史料記載的匱乏，關于“開化紙”的由來及其產地，學術界也是眾說紛紜，莫衷一是。
1982年，著名藏書家周叔弢在他的《溫飛卿詩集箋注》跋中稱：“‘開化紙’之名始于明代。明初江西曾設官局造上等紙供御用，其中有‘小開化’較薄，‘白榜紙’較厚等名目。陸容《菽園雜記》稱衢之常山開化人以造紙為業，‘開化紙’或以產地得名，他省沿用之。清初內府刻書多用‘開化紙’模印，雍正、乾隆兩朝尤精美，紙薄而堅，色瑩白，細膩腴潤，有撫不留手之感，民間精本亦時用之。嘉道以后質漸差，流通漸稀，至于絕跡。”著名藏書家黃裳稱此跋為：“可看作最簡凈的‘開化紙’源流考。”
近年，黃永年先生有《古籍版本學》問世，書中所記明刊本一節中“汲古閣本印書”所用紙張時曾提到：“極少數初印的汲古閣本中有用‘開花紙’印的。這是一種潔白細膩的高質量紙張，明末開始出現，也有人把它寫成‘開花紙’、‘桃花紙’，不知究竟哪種寫法正確。”
當代中國殿版古籍研究大家、故宮博物院圖書館善本組組長翁連溪在《清代內府刻書概述》中稱：“武英殿刻書所用材質上乘，是一般官刻、坊刻、私刻所不能比擬的。順治朝刻書多采用‘開化榜紙’和‘白棉紙’;康雍乾三朝用紙多為近人所稱的‘開化紙’。”“康熙一朝檔案中未見記載有用‘開化紙’印書，據檔案與現存書籍相比較，當時的‘連四紙’應為近人所稱的‘開化紙’。有的學者甚至認為‘開化紙’并非產于開化。”
而反觀開化本邑，歷代縣志中也確無出品“開化紙”的記載。近年有關機構在全縣民間藝術普查中，普查人員在村頭、芳林、華埠、林山等鄉鎮尋覓造紙遺存時，發現的紙張質地與“開化紙”也是相去甚遠，且據當地老人回憶，所造之紙為“宮廷御用”之說也聞所未聞。但光緒《開化縣志》有：“藤紙，開化出者良，載《省志》”的記載。且清康熙十七年(1678)山陰舉人姚夔在開化縣任教諭時，曾寫下了《藤紙》詩五首，缺憾的是光緒《開化縣志》僅選錄了一首：“蔓衍空山與葛鄰，相逢蔡仲發精神。金溪一夜搗成雪，玉版新添席上珍。”從這些一鱗半爪的史料中，我們也可以捕捉到開化歷史上以藤造紙的相關信息。
其實，翁連溪先生“未見康熙朝有‘開化紙’記載”之說并非盡然。筆者最近從衢州文獻館征集到的民國著名造紙專家張天榮的《造紙史料叢鈔》手稿中引用康熙史料記載，常山縣“紙之大小厚薄，名色甚眾。曰麻白紙、贓罰紙、科舉紙、冊紙、三色紙、大紗窗、大白榜、大中夾。又曰十九色紙、白榜、白中夾、大開化、小開化、白綿連、三結實白連、七白綿、四結實連、四竹連、七竹奏本、白楮皮、小綿紙、毛邊中夾白呈化青”。史料還記載，常山出產的用于奏本的白玉版紙，“簾大料細，尤難抄造。”當時，商賈云集常山，“凡江南、河南等處，湖廣、福建大派官紙均來常山買納。”當時常山還曾專門設置了“販賣處”，來管理紙張的銷售，足見當時常山紙品種類繁多，銷售渠道暢通。
尤為值得關注的是，在這段史料中提到的“大開化”和“小開化”兩種紙品，至少證實了清代常山也出產“開化紙”。筆者由此推斷：“開化紙”是以紙品命名，而非僅以產地命名，這就廓清了過去的“開化紙”僅指產于開化縣的說法。“開化紙”是在眾多的紙品中，用于清代宮廷內府印書的上乘紙品之一。這對于我們考證撲朔迷離的“開化紙”源流，有著極其重要的研究參考價值。
期盼這一制紙技藝的重現輝煌
據筆者考證，除“開化紙”外，清代衢州還曾出品過“開化羅紋紙”和“開化榜紙”。刊印于康熙年間的《新編南詞定律》，雖僅存一冊，但其所用紙張則為罕見的“開化羅紋紙”。
“開化紙”與“羅紋紙”有其共通之處，均顏色潔白，質地細薄柔實。但又各有其鮮明的特性，“開化紙”的自然氧化斑點，“羅紋紙”顯著的簾紋是其它紙張所不具備的。而此書用紙不僅纖維細膩，質地柔軟，而且簾紋清晰，氧化斑點明顯，應為我國古代造紙術的一個奇特品種，為學者研究古代造紙工藝提供了重要標本。
“開化榜紙”，其質地細膩，極潔白，柔軟性強，比“開化紙”略厚，簾紋較寬。主要生產在嘉慶、道光年間，如《御制全韻詩》等武英殿刻本，就是用“開化榜紙”所印。
時至今日，“開化紙”的制造工藝已瀕臨失傳。筆者為此曾經做過一些社會調查，但也已很難再尋覓到它的傳人。
如今，明清“開化紙”之刻本，已皆成“善本”。古籍拍賣場上的“開化紙”善本，競拍價格是一路高歌猛進，節節攀升。一代名品之“開化紙”，雖曾榮膺了明清造紙史上的“頂峰”之譽，但卻又成為衢州乃至中國造紙史上的絕唱，不知是否有可能再看到這一制紙技藝的重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