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經濟強勢崛起，舉世矚目。但與經濟的快速發展相比，我國的文化發展相對滯后。黨的十七屆六中全會突出強調要“培養高度的文化自覺和文化自信”，“努力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這對肩負著傳承文化、繁榮文化責任的出版人來說，既是鼓舞人心的目標，也是義不容辭的使命。
“文化自覺”是一種內在的精神力量，是對文明進步的強烈向往和不懈追求，是推動文化繁榮發展的思想基礎和先決條件。歷史和現實表明，一個民族的覺醒，首先是文化上的覺醒;一個政黨的力量，很大程度上取決于“文化自覺”的程度。可以說，是否具有高度的“文化自覺”，不僅關系到文化自身的振興和繁榮，而且決定著一個民族、一個政黨的前途和未來。竊以為，在培養文化自覺和文化自信、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的進程中，出版人的文化擔當和社會責任不容小覷，且厘清并處理好以下幾種關系至關重要。
文化發展中的一元與多元
互聯網時代，當全球經濟一體化成為不可逆轉的潮流時，全球文化卻呈現了多元化的發展態勢。人們的思想意識多元多變，各種觀念相互碰撞，文化的多樣性顯得更加復雜：傳統的、現代的，本土的、外來的，高雅的、通俗的，精英的、大眾的，先進的、落后的，健康的、腐朽的等等相互碰撞，在保留各種文化的個性差異，承認多元文化存在的合理性的基礎上，如何最大限度地滿足不同層次讀者的精神文化生活需求，如何加強和完善文化市場的監管，如何解決文化管理中“一管就死，一放就亂”的問題，如何發展健康向上的網絡文化，如何解決主流文化對青少年缺乏吸引力的問題，如何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發展道路，如何實現多元文化的和諧發展，等等，都值得進一步探討。
文化不是虛無飄渺的東西，任何文化都是有載體的。我們所出版的圖書即是記載文化、傳承文明的最基本、最重要的載體。一個國家或一個民族的出版無不打上其文化的烙印，而文化的積累和傳播也離不開出版載體。出版作為內容產業，是文化生產的一種特殊業態，既有產業的屬性，又有意識形態的屬性。出版物最主要、最根本的還是內容。內容本身所包含的思想、觀念、審美、信息等人類思維情感活動可以通過各種各樣的方式表現出來，而思想、觀念、審美、信息、價值取向等核心要素是讀者接受產品的根本原因。一個社會，出什么書、不出什么書，多出什么書、少出什么書，其實是世道人心的晴雨表，一個健康的閱讀環境，應該是開放的、多元的，而通過內容上的不斷創新來保持出版物獨特的品質和內容的先進，則是出版人“文化自覺”的體現。在全球性經濟互通、文化互融、觀念碰撞的背景下，作為內容產業的出版，其“文化自覺”不僅要提倡多樣化，而且要引領時代發展方向。要堅定不移地高舉先進文化的旗幟，深入研究當今世界和當代中國的發展趨勢，始終堅持“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和“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出版方針，積極參與全民閱讀、農家書屋等基礎性、公益性文化工程活動，貼近實際、貼近生活、貼近群眾，了解群眾需求，以層次多樣化的出版物產品不斷滿足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精神文化需求，創造屬于這個時代的圖書精品，讓出版真正起到傳承文化、傳播知識、啟迪智慧、溫潤心靈的作用，引領大眾走向更理性、更美善的方向，注重更高層次的精神審美追求，體現對整個人類的精神關懷、公共關懷。記得香港聯合出版集團公司總裁陳萬雄先生說過，一個出版人是以他策劃出版的圖書表現其思想的，一個良好的出版人，不一定是思想家，但必須是一個思想者。我相信，出色的出版人，必定是社會潮流的引導者乃至推動者。
文化發展中的“走出去”與“引進來”
每個國家和民族都有自己的優秀文化，接受或不接受一種文化，與是否認同其核心價值直接相關。麥當勞文化是一種典型的美國文化，迪斯尼文化體現的是美國精神，好萊塢帶著咄咄逼人的文化擴張，大聲吆喝著在中國市場大賺其錢。在形式的接受背后，是價值認同上的接受。美國價值觀正是通過好萊塢大片、網絡動漫以及商業化運作的暢銷書等多種形式傳播并輻射全球的。前些年一度出現的“哈韓”現象亦是由于韓國影視作品的蜂擁而入引發的。韓劇中浪漫的愛情、傳統的倫理、唯美的場景，讓大量的中國青年男女以至中老年家庭婦女為之傾倒，韓國形象也在中國民間大幅度提升。隨之，韓國產品大量涌入，韓國旅游持續升溫。韓國人真是聰明，從文化入手，通過影視文化商品展示韓國充滿活力的文明國家形象，從而提高韓國企業的品牌價值，將“韓流”效應由文化產業擴散到整個產業部門，并把經濟這塊蛋糕做大做強。與此相似的是日本影視、動漫、卡通圖書。當年櫻桃小丸子的形象是多么地受到小朋友的喜愛。大量日本卡通、漫畫書的引進，對我國青少年一代產生了怎樣的影響，筆者不敢妄言。
有人說，中國電影已經進入了西方的主流院線，中國電影也開始頻頻在國際上獲獎。可那些獲獎作品國內的老百姓似乎并不認可，它們大多是專門沖著評獎而打造，專門投外國評委喜好，且離中華文化精髓相去甚遠的平庸之作。中國人耳熟能詳的經典傳統故事《花木蘭》被迪斯尼改編成動畫片后，除了視覺形象的東方元素符號之外，花木蘭骨子里變成了典型的西方女子。好萊塢用西方的文化價值觀念來演繹我們傳統的民族題材，并運用嫻熟的商業手段出口到中國來賺錢。不是西方在理解和接近我們，而是我們更理解和接納了西方。在很多西方人眼里，博大精深的中國文化僅僅是孔子、故宮、長城、唐裝、大紅燈籠以及中國功夫等特定的表象符號，只要文化背景稍稍復雜一些，西方人就難以理解、認同，甚至反感。
近些年，我們聊以自慰的是，“漢語熱”在全球方興未艾。據報載，目前全世界有一百多個國家、三千多所高校開設了漢語課程;外國人學習漢語的人數超過了四千萬，漢語水平考試(HSK)異常火爆;全球已有孔子學院近三百所……數字帶給我們驚喜，漢語教學有了一定的國際市場，民族語言開始承載出版人的夢想，新聞出版總署正在大力推廣的圖書“走出去”戰略，已經初顯成效。中國出版與國外出版界的交流與合作，與國際知名出版企業的戰略聯盟、聯合開發，擴大了中華文化在世界上的影響力。
但是，我們必須正視一個現實，當我國經濟強勢崛起、硬實力舉世矚目之時，以文化產品出口為標志的軟實力，卻遠遠不能與之相稱。文化產品的出口，是衡量一個國家文化吸引力和國際競爭力最直觀的指標。由文化產業帶動其他產業的發展，亦是當今世界的經濟發展趨勢，是我國經濟可持續發展的必然選擇。統計數據顯示，我國文化產品進出口貿易逆差明顯，版權輸出和引進的比例失衡。中國文化“走出去”、提升中國文化軟實力的任務依然任重而道遠。如何更加主動地“借船出海”，有針對性地打造更多符合國際文化市場需求的出版物產品，開拓大出版、大文化、大產業“走出去”格局，進一步提升中華文化的國際影響力、傳播力、競爭力，是出版人需要面對的重要課題。
商業化文化與文化商業化
商業化對于文化的提升作用是明顯的，但商業化也容易導致文化的低俗化。 商業化以追求利潤最大化為目的，勢必導致文化產品生產者追求受眾群的最大化，文化產品圍繞著消費需求展開，獲得最高的收視率、最高的發行量、最高的點擊率、最高的市場占有量，便成了目的。商業性大眾文化的傳播一方面大大滿足了個體意識越來越強烈的現代人休閑娛樂的訴求，一方面又使文化的商業價值得到飆升，為投資商贏得滾滾財源。前幾年“超女”文化創造的巨大財富效應，即是文化商業化的一個奇跡。據報載，“超女”對社會經濟的總貢獻至少達幾十億元，“超女”品牌的商業價值超過二十億元。雖然“超女”見證了商業文化通過電視等現代媒體的登臺亮相，然而圍繞“超女”引發的爭議，至今都沒有停止。平凡的鄰家少女一夜之間登上了國際知名雜志封面，進入千萬人的生活，為插上夢想翅膀的年輕人呈現了多么誘人的前景。然而，文化商業化帶來的隱憂不容忽視，文化的進步靠錢是堆砌不了的，表象的繁榮背后是文化生態的沙漠化。“超女”現象的影響之深、范圍之廣，從娛樂圈輻射到讀書界，隨之而起的是“粉絲閱讀時代”的來臨。像韓寒、郭敬明等青春偶像擁有大量“粉絲”自不必說，即使像易中天、于丹、錢文忠等“百家講壇”派當紅學者亦無不擁有大量“粉絲”。“粉絲”多自然拉動圖書的銷售，高人氣帶來的高銷售讓出版社和作者都樂此不疲。在今天這樣一個經濟全球化的時代，幾乎所有的行業、產業都被經濟利益所裹挾，出版業自然也不例外。一切以利潤判高下，導致格調低俗、跟風出版等現象層出不窮。作為一名出版從業者，我常常感到困惑的一個問題是，我們在出版工作中強調要弘揚主旋律，可我們的主流文化對青少年明顯缺乏吸引力，我們的主旋律圖書往往受到市場冷落，不得不依靠政府補貼而勉強做到保本不賠。在出版轉企改制之后，在全社會市場導向劇增之時，在生存競爭的經濟壓力之下，出版人如何權衡處理好“義”與“利”的關系呢?
今天的出版人時常會說起現代史上文化人辦出版的佳話。如張元濟到商務任職之前，商務作為一個民間機構，盡管出版了一些書籍，但無論在文化理念還是社會影響上，都沒有明確的定位。只有在張元濟手里，商務才完成了“文化商務”的企業構建。商務印書館將自己的經營理念總結為“在商言商”和“文化本位”。前者指出版社不能不考慮贏利，業務活動要圍繞商業經營來進行。后者指出版社不是單純的贏利機構，而應秉持文化出版的理念，做與文化相關的事。商務正是在張元濟手里完成了從印刷工廠到出版機構的文化改造，逐漸成為蜚聲海內外的文化教育機構。在百年激蕩的政治風潮和社會變革中，商務始終抱持“昌明教育、開啟民智”的理想，以出版為陣地，引進西學，整理國故，創立現代教育體系，在促進文化學術進步、引進現代科學技術、推行現代企業制度等方面，成績卓著，為近現代中國的思想文化發展，為整個民族的復興大業作出了重要貢獻。張元濟、鄒韜奮等大批前輩出版家無不懷抱著強烈的理想主義色彩而投身出版業，“張元濟精神”、“韜奮精神”至今澤被后人。在今天這樣一個充斥著喧囂、浮躁的商業文化環境中，出版人應當自覺繼承前輩的精神與傳統，提升對文化內涵的理解、對文化理想的堅守、對“文化自覺”的踐行。切忌舍本逐末，唯利是圖。否則，建設文化強國，終究會成為一句應景的口號。中國出版集團總裁譚躍先生說得好：“文化的本質是文化，不是產業，出版企業的本質是內容創新，不是經濟增長。我們要把產業做大，但我們的戰略眼光是把文化做強。”竊以為，一個沒有“文化自覺”的出版人，就像是一個沒有靈魂的軀殼。無論未來的時代如何變化，出版人身上的“文人”特質、文化理想都不應丟失。
傳統出版與數字出版數
字環境下，人們的閱讀需求、閱讀方式發生了巨大的變化。 有調查顯示，2009年，全國人均每天讀書時間不足十五分鐘。中國大學生除了讀與自己專業相關的書以外，基本上是不讀書的。就連一些被稱為知識分子的教師，也不知從什么時候開始很少讀書了。一方面是文化程度越來越高，一方面是書越讀越少。如今的世界，熱鬧得放不下一張安靜的書桌，多少人僅僅把讀書當作敲門磚，門敲開了，真正的讀書生涯也就結束了。為何國民閱讀整體情況并不樂觀呢?是國家和政府層面不重視嗎?顯然不是。中央和各級政府一直大力提倡建設學習型社會、建設書香中國，推進農家書屋工程、全民閱讀工程、文化環保工程等，每年全國都有不少城市舉辦各類讀書活動，送書下鄉、“圖書進廟會”、“文化年貨”……政府的努力，可見一斑。再者，站在提高國民整體文化素質、構建終身學習體系的角度來講，讀書固然需要政府宏觀的引導和督促，但讀書畢竟主要是個人化的行為，最終得靠每個人自覺自愿地愛讀書、多讀書，而不可能靠政府一手“包辦”。作為一個出版從業者，看到滿街行色匆匆的人流，聽到實體書店接二連三倒閉的消息，我常常想，面對這樣“不讀書”或“少讀書”的現實，出版人又該如何作為呢?數字化潮流下，人們渴望更舒適更便捷的閱讀體驗，以iPad為代表的移動終端的相繼出現，重新定義了人們閱讀的黃金時間睡覺前、醒來后、地鐵上、堵車路上……一個個碎片時間成就了快餐閱讀的流行，新技術的發展改變了人們的閱讀習慣，閱讀方式也變得豐富多彩。人們可以通過在線、下載，用耳朵“閱讀”，享受視聽的盛宴;人們還可以通過點評、互動、分享、交流等全新的閱讀模式，“讓閱讀鮮活起來”，擴大閱讀的傳播力度，創造更大的閱讀價值。在數字文化的沖擊下，人們開始紛紛憂慮圖書的未來沒有了紙墨書香，圖書的未來會怎樣?
中國出版業絕大部分企業的核心競爭力在傳統的紙質圖書出版方面，而紙質圖書無論是大眾類圖書還是教育類圖書，利潤都不高，而且進一步發展的空間有限，傳統出版業已經進入低增長和微利的階段。目前，電子書的來源主要有兩種：一種是完全移植傳統紙書內容，進行數字化呈現;另一種則是作者通過數字化平臺進行原創。雖然目前大多數的電子書都來自傳統圖書的內容轉換，但數字化的獨立出版已經漸成氣候。一旦作者直接在數字平臺上寫作，完全繞開了傳統出版環節，編輯會失去飯碗嗎?我個人目前的看法還是比較樂觀的。竊以為，未來十年，人們擁有紙質書的數量可能會因手機、電子閱讀器、平板電腦等新興媒體的流行而有所減少，但紙質書絕不會銷聲匿跡，電子書與紙質書的關系仍將是共存而非取代。盡管如此，數字出版已是不可遏阻的趨勢，歷史的潮流無法阻擋。出版人必須清醒認識到，數字出版是一次不容忽視的產業革命，傳統出版已經面臨了數字出版的嚴峻挑戰：傳統出版流程將因此而改變，傳統出版行業固有的線性價值鏈將被打破，書業與相關行業之間的互聯將愈加復雜……面對數字化潮流的不可阻擋之勢，傳統出版要實現可持續發展，僅僅依靠將數字技術手段引入編輯出版或者營銷流程是遠遠不夠的，傳統出版還需要不斷跟隨科技發展的腳步，創新內容，結合圖文、動畫、聲音、影像，開發新的圖書形式，逐步提供多界面的內容閱讀產品，或將相同的出版內容通過書報刊、音像出版物、影視產品等形式，進行多層次的互動開發，讓出版資源在更廣闊的空間整合起來，真正實現從紙質內容的提供者到內容資源的運營者的轉變，通過自身技術改造和內容創新來提升發展空間，拓展和培育新的發展增長點，與整個產業鏈上的各方一起迎接數字時代的挑戰。
費孝通先生曾說：“文化自覺是一個艱巨的過程。”的確，“文化自覺”不可能一蹴而就，文化的大發展、大繁榮，更不可能靠高歌猛進式的造勢炒作來實現。出版人應當在冷峻的思考中自覺行動，主動擔當繁榮文化的歷史責任，做“文化自覺”的表率，在建設文化強國的征途中，為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為中華文化的走向世界作出應有的貢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