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印刷協會會員單位北京震旦映畫公司的創始人李懷乾先生經過多年潛心鉆研，使失傳千年的唐代龍鱗裝手卷得以復原。之后他又萌發了利用現代數字技術工業化印制宣紙典籍的想法，并與山東日照印刷同行合作，建立了龍鱗裝手卷和宣紙水印古籍圖書的生產基地。
2012年12月19日在日照科學教育印刷有限公司舉辦了宣紙數字水印全流程技術設備的開工剪彩儀式，實現了科技進步與文化傳承完美結合的夙愿。
一個夙愿引發出印刷企業、印刷機械制造企業和造紙企業聯手的科技攻關和技術創新，為社會主義文化的大發展大繁榮做出了貢獻傳統宣紙具有柔軟、通透、潤墨等有別于現代膠版紙的獨具一格的特點，宣紙與水墨結合產生的水墨韻味，是中國文化傳統代表性特質之一。然而，正是由于中國宣紙的這些特點，致使宣紙書籍的生產被排除在工業機械化生產之外逾一百七十年，成為業界人士心中的糾結。
為了實現宣紙書籍的工業機械化生產，李懷乾先生從北京前往著名的中國龍山文化最早發現地山東，與日照科學教育印刷有限公司聯手，建立了中國教育科學院日照研發基地，嘔心瀝血六個春秋，終于開發出“宣紙數字水印全流程技術”，使傳統的宣紙印刷站到了世界數字印刷的最前沿。
其間，李懷乾先生聯系并組織了國內外頂尖的印刷機械和材料企業的技術力量，攻克了一道道的難關。在與北大方正聯系中，他提出了研制用數字噴墨技術實現卷筒宣紙印刷的設想，這個課題的關鍵是要提供能夠滿足數碼輪轉印刷的機制卷筒宣紙。他又與東昌紙業聯系，提出開發類似手工宣紙、且有手工宣紙竹簾暗紋的機制卷筒宣紙的要求。他的想法引起了造紙業老專家顧新年先生的極大興趣，經過造紙業專家們的通力公關，實現了批量生產。在工業機械化的印刷生產中，靠人工無法實現龐大的筒子頁的折疊、裁切、配頁。為了實現宣紙機械化的印后裝訂工序，李懷乾先生又聯系了MBO公司。美國的MBO公司總部同意設計和生產滿足要求的設備，但首先要通過卷筒宣紙的張力測試，結果是他們發往美國的紙張樣品，一切數據合格，設備的設計生產排上了日程。
一系列的技術攻關創新促成了宣紙數字水印全流程技術的完善，其中：
宣紙工業化生產技術。宣紙工業化生產技術的突破，結束了宣紙只能手工作坊生產的歷史，實現了宣紙的大規模工業化生產。機制宣紙不但具備傳統手工宣紙“紙壽千年、柔若絲帛、墨呈五色”的全部特點，而且還有手工宣紙不具備的良好的水墨適印性。
文本數字化采集與處理技術。文本數字化采集與處理技術融合了北大方正、丹麥飛思、意大利麥特斯等世界頂尖的文字排版、圖像采集、數據采集技術，形成了一整套針對宣紙數字水印的印前文本處理技術。
宣紙數字水印技術。宣紙數字水印技術集中體現在“雅卓數字水印系統”，是研發基地與北大方正精誠合作的結晶。它終結了“非油墨無以做印刷”和“不制版無以開印機”的歷史，開創了宣紙水墨印刷、宣紙綠色按需印刷的新時代。
宣紙書籍印后加工技術。宣紙書籍印后加工技術是研發基地聯合世界頂尖的MBO集團和上海電氣集團，專門針對宣紙和中國線裝書的特點開發的印后加工技術，其工藝技術流程包括卷筒宣紙放卷、裁切、折頁、去邊、齊欄、堆疊、定位、打孔、裝訂等，結束了宣紙線裝書完全依靠手工的歷史。
新工藝在全球印刷界屬首次應用。在第七屆中國北京國際文化創意產業博覽會上，北京震旦映畫公司向觀眾展示了“鱗次排列，臨風而動，狀如游龍”的龍鱗裝手卷和采用宣紙數字水印全流程技術復制的《四書集注》、《繪圖監本詩經》、趙孟钚】獨獻印貳ⅰ端鎰穎ā貳ⅰ段男牡窳貳ⅰ噸罡鷺┫嗉貳ⅰ督鷥瞻閎舨廾劬貳ⅰ短剖住返勸偈抗偶⑴湟早薄⒕罘餉媯諶蕁⑼夤邸⑹指型釁鵒擻∑返納銑酥矢小?/P>
復制四庫全書是有志之士的美好愿景，宣紙數字水印全流程技術的面世，將助推印刷業為仰慕中華民族文化的人士奉獻一席文化盛宴
按李懷乾先生的計劃，他要把自己多年收集的古籍版本，按當時的風貌復制出來，他最大的心愿是原汁原味地復制《四庫全書》。
為了傳承中華的經典文化，有志之士曾計劃用膠印機印制宣紙的技術，完成四庫全書的復制。但談何容易，一套四庫全書，共有240萬張筒子頁，每頁的成品尺寸是高31.5厘米，寬40厘米，考慮到宣紙的規格，每張PS版可制兩張書頁，如果考慮紅黑的雙色印刷，理論上應該需要300萬張左右版材。而一個大型的北京印刷企業PS版的年用量也僅有30萬張左右。也就是說，要出一套四庫全書，一個大型企業要干近10年。
在中國歷史中，清早期的官刻書籍達到了頂峰，清政府武英殿刊刻的書版，分別在武英殿、國子監、翰林院等處儲存，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曾有大臣清點后奏報，共計收藏印版270種，532351塊。比較有名的有《淵鑒類函》148144塊、《高搜宗純皇帝圣訓》18600塊、《文獻通考》150720塊，大批書版也曾在午門城樓儲存，儲存在柏林寺的一部《藏經》共計79051塊。
這部《藏經》最為典型，歷代雕刻的經版，多毀于兵火，只有龍藏經版基本完整地保留下來，成為稀世之寶。乾隆大藏經，是清代唯一，也是中國最后一次官刻漢文大藏經。因奉雍正皇帝御旨而雕刻，每卷首頁又均有雕龍萬歲牌，故又名龍藏。龍藏經版刻成后，初存于故宮武英殿，后因取印不便，于乾隆后期遷入皇家寺廟柏林寺存放，由僧錄司和柏林寺住持共負保護之責，仍由內務府監督，得到了妥善的保存。
整部《乾隆大藏經》共724函，7169卷，如果把這些經書全部擺在一起，大概有七到八個立方米，著名的寺院才有可能請回并收藏大藏經，寺院要為此修建專門的藏經樓，對于佛教而言，它是一件貴重的法寶。
編輯刊刻《乾隆大藏經》，調集全國的力量。當時有記載北京有四百多位雕刻師還是不夠，于是大臣們給乾隆寫奏折，又從南方調集四百多位，一共八百多雕刻師，包括裱糊匠還有書寫匠，就是抄經的人，一共動員了一千三四百人，現代的大型印刷企業規模也不過如此。由內務府出資刊刻這部《大藏經》，從雍正十一年(1733年)一直到乾隆三年(1738年)，用了六年，把這部《大藏經》全部刊刻完成，共有印版79036塊，大藏經經版每塊重4.5公斤，全部經版總重360頓，總體積超過1000立方米。經過270多年的世事變遷，經版佚失近萬塊。現存69410塊，全部保存在位于大興的永久性專業庫房中。
《乾隆大藏經》因為是皇家出資，用料極為講究，每塊經版必須是獨板，不能拼接，而且板面上絕對不能有疤痕、腫癤。當時一塊經版，買一塊梨木板是三錢白銀，刻一塊經版是7錢白銀。也就是說差不多一兩白銀一塊經版，這是直接成本。管理還有這些運營，包括刷龍藏的紙都不在這里面，只是刻經版一共用了8萬多兩白銀。
經版雕造完工后曾印刷一百部經書，分賜全國各大寺院。此外還有少量印刷，累計總數約150至200部。
之所以向大家介紹當時用舉國之力創造的文化遺產，是要說明中華文明來之不易，要傳承下去又是何等的艱難。但歷史是人類創造的，宣紙數字水印全流程技術的面世，使按需仿制大部頭的中國古籍成為了現實。我們可以驕傲地說：“不恨古人吾不見，恨古人不見吾狂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