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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協定》生效有兩個條件。首先，按照《巴黎協定》中的規定，當批準該協定的締約國數量達到55個，且其累加排放量達到全球總排放量55%。其次，在各國層面，在簽署《巴黎協定》之后，還需要各簽署國家在各國國內進行行政或司法程序，最終將批準的文件交回聯合國。《巴黎協定》將于滿足這兩個條件之日后第30天起生效。
10月2日印度加入巴黎協定;10月4日，出訪歐洲的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臨時改變行程，前往法國的斯特拉斯堡，見證了歐洲議會以壓倒性多數票通過了歐盟批準《巴黎協定》的決議。至此，《巴黎協定》生效的“雙55”條件已經滿足。2016年10月5日，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宣布，《巴黎協定》將于2016年11月4日正式生效。《巴黎協定》的達成加快了全球氣候治理的步伐，符合國際戰略發展的大方向。
《巴黎協定》的盡早生效將從機制上對各國經濟發展、能源消費、環境治理、金融機制、技術創新等方面產生深遠的影響，是推動全球發展轉型的重要機會。本文從《巴黎協定》發展的幾個階段，各國對待該協議的態度和《巴黎協定》對國際和國內的影響等方面進行討論，以期給讀者帶來宏觀認識。
1《巴黎協定》發展概述
1.1《巴黎協定》經歷的幾個階段
2015年12月12日，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在巴黎達成了氣候變化新的里程碑——巴黎協定(Paris Agreement)，該協定對2020年后全球應對氣候變化行動做出安排，其中，決議草案由協定的通過、國家自主貢獻、2020年之前的強化行動等六部分構成，不需要各國批準。協定列有29條，包括目標、減緩、適應、資金、技術轉讓等方面的內容，需要各國批準。
2016年4月22日，《巴黎協定》在聯合國總部開放簽署，包括中美在內的175個國家在當天簽署了這一協定。
2016年9月21日，潘基文在聯合國總部舉行的《巴黎協定》批準文書交存儀式上稱，溫室氣體排放量占全球排放總量47.5%的60個《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的締約方已批準加入《巴黎協定》，該協定正式生效的兩大條件實現其一。
據《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網站的最新數據顯示，在197個締約方中已有73個批準加入《巴黎協定》，其溫室氣體排放量占全球總量的56.87%。這意味著《巴黎協定》正式生效的兩大必要條件已經達成。
2016年10月5日，《巴黎協定》跨過生效所需的最后一個門檻，將于11月4日正式生效。
1.2各國批準情況簡述
目前美國、中國、歐盟各國及加拿大、巴西等國已經批準《巴黎協定》。在排放量較多的主要國家中，日本、俄羅斯、韓國、澳大利亞等尚未批準，行動明顯滯后。下面主要介紹中國、美國、歐盟和日本的《巴黎協定》批準情況。
1.2.1中國
全國人大常委會于2016年9月3日批準中國加入《巴黎協定》，154票贊成，全票通過。
《巴黎協定》的達成和生效是國際社會合作應對全球挑戰的典范。中國作為負責任的發展中大國，為此做出了積極貢獻。作為世界最大的發展中國家，除了用中國理念和行動推動氣候大會達成協定，積極批準和交存協定，以及出資設立“中國氣候變化南南合作基金”外，中國也正用自己的行動與智慧，為其他發展中國家“帶路”——探索一個可資借鑒的綠色發展模式，助力全球氣候治理，以及向生態文明轉型。
1.2.2美國
美國同中國在2016年9月3日向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交存氣候變化《巴黎協定》批準文書。
在美國，盡管總統奧巴馬對此表示歡迎，但反對和質疑的聲音也紛至沓來。反對和質疑者認為《巴黎協定》對于美國經濟是場災難，這一協議將會把美國在能源開發方面所獲的收益“丟掉”。 共和黨總統候選人特朗普也對《巴黎協定》表示過反對。事實上，多數共和黨議員反對奧巴馬政府在氣候變化議題上的單方面行動，甚至還有人質疑人類是否需要對全球氣溫上升負責。
由于共和黨人占多數的國會反對奧巴馬政府承諾的阻止氣候變暖的措施，奧巴馬此次是選擇通過一項總統決定來“加入”《巴黎協定》。奧巴馬政府認為，《巴黎協定》是1992年《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下的協議，而美國國會當時批準了這個公約，因此《巴黎協定》無須再提交國會批準，可直接由各行政部門執行。
然而，美國國會兩黨之爭以及白宮和國會的沖突近年來愈演愈烈，這也使得《巴黎協定》的前景在美國仍存變數。
分析人士認為，奧巴馬卸任后，下一任總統有權否定前任政府的氣候政策。如果下一任總統來自共和黨，那么奧巴馬政府關于《巴黎協定》的決定就可能被推翻。實際上，美國前總統布什就曾在上任后推翻了前任政府的立場選擇退出《京都議定書》。
1.2.3歐盟
歐洲議會于2016年10月4日通過表決，以壓倒性多數同意歐盟批準《巴黎協定》。
當天，歐洲議會在位于法國斯特拉斯堡的總部舉行了全體會議。在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歐盟委員會主席容克和第21屆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主席、法國環境部長塞格林·羅雅爾的見證下，歐洲議會以610票贊成、38票反對和31票棄權的結果，通過了歐盟批準《巴黎協定》的議案。9月30日，歐盟28國的環境部長在布魯塞爾召開會議，已就盡快批準《巴黎協定》達成一致。
1.2.4日本
2016年10月11日，日本政府在內閣會議上通過了全球變暖對策新框架《巴黎協定》批準案，預計將于近期提交國會，力爭得到參眾兩院的批準，并在《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第22次締約方會議(COP22)11月7日于摩洛哥開幕之前使其正式獲批。日本朝野各黨圍繞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TPP)展開的激烈交鋒也可能導致相關審議推遲。
對于《巴黎協定》, 在各國紛紛批準的壓力下，日本政府存在很大的緊迫感。預計COP22期間將召開《巴黎協定》第1次締約方會議。要被認定為正式的締約國需要在10月19日前批準協定，但日本在那之前完成全部手續十分困難。在國際談判中發言權減弱將不可避免。
在批準案提交日本國會后，該國朝野各黨打算在審議時間較易得到保證的參院開始審議，但如果TPP審議進展不順，日程協調也將變得困難，批準程序也有可能延遲。
2 《巴黎協定》在制度上的新變化
2.1《巴黎協定》正式啟動了2020年后全球溫室氣體減排的新進程
自2007年巴厘路線圖推出以來，關于“后京都”時代溫室氣體減排的制度安排即被納入到《公約》的歷次締約方會議。尤其是2009年，大會本欲出臺2012年后全球溫室氣體減排的相關規定，但由于各方分歧巨大，最終僅達成了不具法律拘束力的《哥本哈根協議》。
盡管2011年的德班會議確定了《京都議定書》第二承諾期(2012 2020)的安排，但由于加拿大、日本及俄羅斯等國并未參與，以致該承諾期中僅有歐盟等少數國家和區域經濟體進行減排。這顯然既不符合從事減排的發達國家的利益，也極大地延緩了全球溫室氣體減排的進程。值得慶幸的是，德班平臺得以建立。
根據《德班決議》，第21屆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將通過一份法律文書或某種具備法律約束力的議定結果，并使之自2020年開始生效及付諸實施。因此可以說，在某種程度上，《巴黎協定》是執行2011年《德班決議》的直接結果。此外，《巴黎協定》序言中提及的“按照《公約》締約方會議第十七屆會議第1/CE17號決定建立的德班加強行動平臺”，也充分證明了這一點。故而《巴黎協定》正式啟動了2020年后全球溫室氣體減排進程。這一進程無疑將有助于挽救自2009年《哥本哈根協議》以來的全球溫室氣體減排的制度危機。是繼《京都議定書》之后，在《公約》下應對氣候變化制度安排的新格局與新起點。
2.2 《巴黎協定》首次將發展中國家納入全球強制性減排之列
《巴黎協定》最突出的一個特點是將所有締約方納入到溫室氣體減排的行列中。這表現在：一方面，《巴黎協定》要求所有締約方承擔減排義務。如《巴黎協定》第4條第4款規定，發展中國家締約方應當繼續加強它們的減緩努力，應鼓勵它們根據不同的國情，逐漸實現絕對減排或限排目標，從而表明所有的國家均要減排，僅在力度上不同而已。這無疑與《京都議定書》只規定“附件一國家”承擔減排義務完全不同，意味著發展中國家游離于全球溫室氣體減排框架之外的時代已不復存在。另一方面，這種將發展中國家納入減排之列的做法是強制性的。
首先，《巴黎協定》是一份具有法律拘束力的協議，不同于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歷次通過的決議，違反其相關規定，國家將承擔國際法上相應的國際責任。其次，《巴黎協定》有別于《京都議定書》中對“非附件一國家”的減排規定，發展中國家的減排不再是可有可無的，而且根據《巴黎協定》第3條，“所有締約方的努力將隨著時間的推移而逐漸增加”。除非有國際法上國家責任的免除情形和《巴黎協定》中的特殊規定，所有締約方，包括發展中國家的減排都應是增加，而不是減少。
2.3 《巴黎協定》依然堅持了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原則
盡管如上文所言，《巴黎協定》將所有國家都納入了全球減排行列，但仍堅持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原則。這體現在：第一，《巴黎協定》在其序言中明確強調了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原則。第二，在正文文本中，《巴黎協定》多處明確指出適用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原則。如《巴黎協定》第2條第2款規定，該協定的執行按照不同的國情，體現平等以及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和各自能力的原則。第4條第3款規，各締約方下一次的國家自主貢獻將根據不同的國情，逐步增加締約方當前的國家自主貢獻，并反映其盡可能大的力度，同時反映其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和各自能力的原則。第19款要求所有的締約方努力擬定并通報有關溫室氣體低排放的長期發展戰略，同時注意第二條，根據不同國情，考慮其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和各自能力。第三，從內容來看，《巴黎協定》對發展中國家、最不發達國家、小島嶼發展中國家在減緩和適應氣候變化、減少損失和損害、相關技術的開發和轉讓、能力建設、資助透明度的增加等具體實施方面具有現實意義。
2.4 《巴黎協定》確定了國家自主貢獻在全球溫室氣體減排中的法律地位
《巴黎協定》在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的歷史上第一次以法律形式確定了國家《巴黎協定》：新的制度安排、不確定性及中國選擇自主貢獻作為2020年后全球溫室氣體減排的基本運行模式。
其法律意義在于：首先，國家自主貢獻模式打破了聯合國氣候變化談判的法律僵局。自1992年《公約》通過時起，氣候變化協議的法律性便一直是談判的難點。該公約是在不規定國家具體減排事項的前提下才最終得以出臺的。而當1997年《京都議定書》制定后，又由于其具有法律效應的強制性減排，使美國拒絕批準已簽署的該議定書。②更有甚者，加拿大于2011年宣布退出《京都議定書》。這些都使致力于防止氣候變暖的全球努力“命懸一線”。自2009年《哥本哈根協議》通過以來，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推出具有法律拘束力的協議就成為國際社會關注的重點。各國政要、學者乃至民間組織都為實現這一目標而進行廣泛的制度創新，而《巴黎協定》最終選擇了國家自主貢獻的減排模式。這表明該模式可為所有締約方，特別是發展中國家所接受，從而打破了聯合國氣候變化談判的法律僵局，為2020年后的全球減排奠定了重要的法律基礎。
其次，國家自主貢獻模式是對全球溫室氣體減排既有模式的突破。與《京都議定書》不同，國家自主貢獻的減排模式不是一種自上而下，而乃自下而上的機制安排。這種模式的優勢在于，每一個國家都能夠從其自身能力出發進行減排，從而可避免因自上而下的減排所可能造成的國內經濟動蕩。同時，它是在全球氣候變化前景、溫室氣體減排與經濟發展存在不確定性時，基于國家理性的一種減排策略，也是國際制度安排下的一種具有可行性的“軟減排”模式，具備將國家聲譽等作為達到減排效用的手段和方法。因此，從一定意義上說，《巴黎協定》也不啻為一種將軟策略納入到硬法規中的國際法創新。
再次，國家自主貢獻模式賦予發展中國家更多的減排靈活性。國家自主貢獻模式的實質乃是將發展中國家納入到全球減排的行列中，因此，《巴黎協定》賦予了其更多的減排靈活性，以推動2020年后全球溫室氣體減排成為可能。例如，《巴黎協定》第3條提出，作為應對全球氣候變化的國家自主貢獻，所有締約方的努力將隨著時間的推移而逐漸增加，同時認識到需要支持發展中國家締約方有效地執行本協定。第4條第3款規定，各締約方下一次的國家自主貢獻將按照不同的國情，逐步增加其當前的國家自主貢獻，并反映其盡可能大的力度。第6條第8款表示，締約方認識到，在可持續發展和消除貧困方面，必須以協調和有效的方式向一些締約方提供綜合、整體和平衡的非市場方法，以協助啟動它們的國家自主貢獻的運行。第l3條第12款規定，本款下的技術專家審評應包括適應審議締約提供的資助，以及執行和實現國家自主貢獻的情況。審評應特別注意發展中國家締約方各自的國家能力和國情。
2.5 《巴黎協定》創設了包括可持續發展機制在內的全球應對氣候變化的新機制
毫無疑問，新協議的執行需要新機制。《巴黎協定》在一定程度上是對《京都議定書》的繼承，但又不同于前者。因此，在應對氣候變化方面，新機制的建立是一種必然選擇。為此，《巴黎協定》創建并加強了應對氣候變化的下列機制。
Ø 建立了新的可持續發展機制;
Ø 建立有關技術開發和轉讓的新的技術性框架;
Ø 創建增強行動和資助的透明度的框架;
Ø 創建了應對氣候變化的全球總結模式;
Ø 此外，《巴黎協定》還建立了一個敦促執行和遵守協議的機制。
3、《巴黎協定》的影響
《巴黎協定》的優勢體現在：
(1)門檻低、生效快。門檻低有利于讓更多國家簽署，從而推進協定的生效和執行。《協定》從出臺即將正式生效，時間間隔不到一年，避免了協定長期拖延導致的弊端，更有力地敦促各締約方抓緊行動。
(2)覆蓋全面。體現在它不僅包含了氣溫目標、減緩氣候變化、適應氣候變化，還包括損失損害、籌集資金、技術轉讓、透明度框架、盤點機制等內容，為各國應對氣候變化構建了一個全方位的制度。
(3)體制寬松透明。《協議》提出“自下而上”國家自主貢獻，與“自上而下”的核算、透明度、遵約規則相結合，締約國自主意志占主要位置，有利于協定的生效與執行及可持續執行。
(4)共同但有區別原則。平衡了雙方的責任和利益，避免為締約方造成不應有的負擔。
3.1對國際影響
《巴黎協定》的誕生是巴黎氣候大會的成果，主要是對全球氣候變化新協定為控制全球氣溫和溫室氣體排放而設定。協定一旦實施，將有助于國際社會應對全球氣候問題，有望推動相關產業調整及環保技術創新。這樣將給未來的企業發展帶來新的機遇。
隨著《巴黎協定》生效條件的滿足，相關行業減排機制也紛紛達成。國際民航組織第39屆大會氣候變化談判取得積極成果，于加拿大蒙特利爾當地時間10月6日通過了《國際民航組織關于環境保護的持續政策和做法的綜合聲明—氣候變化》和《國際民航組織關于環境保護的持續政策和做法的綜合聲明—全球市場措施機制》兩份重要文件，形成了第一個全球性行業減排市場機制。2016年10月15日，近200國家簽署了一項具有里程碑意義的協議——《關于消耗臭氧層物質的蒙特利爾議定書》修正案，就遏制強效溫室氣體氫氟碳化物達成一致。該修正案是迄今為止推動實現去年巴黎氣候大會協定的‘到本世紀末將全球氣溫上升幅度控制在2攝氏度以內’這一目標的最大貢獻。
3.2對中國的影響
中國簽署《巴黎協定》，在氣候變化當中無論是總量還是強度上面都做出了垂范，這對于引領全球氣候變化方面做出更大的工作，具有積極的推動作用。
近年來，中國在綠色信貸、綠色債券和綠色基金等綠色金融方面加速發展，來支持包括碳減排等氣候變化方面的實體經濟發展，綠色金融方面的政策、產品及國際合作方面做出了更多的努力和工作。今年一季度，中國發行的綠色債券高達530億，接近全球的一半，不僅如此，中國今年的綠色金融工作還將超過去年的一倍。在綠色金融的大力支持下，氣候變化問題會在中國更有力地解決。
中國簽署《協議》以來，加快推進全國碳交易市場建設，全國各省市縣亦積極配合參與碳核查、低碳社區建設等國內溫室氣體減排工作，這為我國建立健全碳排放權初始分配制度，為我國盡快全面啟動全國碳排放權交易市場，起到了催化促進作用。
4、未來中國應對氣候變化的制度選擇
如何理解《巴黎協定》所帶來的新變化和不確定性，將是我們未來采取行動的關鍵因素。
4.1對《巴黎協定》的總體反思
首先，《巴黎協定》重新激發起全球應對氣候變化的雄心。從其在形式上的意義而言，《巴黎協定》不僅實現了德班平臺設立之初的目標，即推出具有法律拘束力的協定，而且為2020年后全球溫室氣體減排奠定了法律基礎。更為重要的是，它在一定程度上了激起了各國就應對氣候變化作出更多制度安排和開展相關行動的信心，同時也促使這些安排和行動從單一的國家層面走向區域化。
其次，《巴黎協定》是對全球減排模式的一次重大調整。毫無疑問，國家自主貢獻的減排模式，在一定意義上否定了自1997年《京都議定書》以來自上而下的溫室氣體減排模式。盡管國家自主貢獻模式的實效性尚有待未來實踐的檢驗，但至少表明在現階段，自上而下的模式并不適宜于全球減排。誠然，全球減排未來更可能朝一種多元化的方向發展，即不同地區根據其自身特點而采取不同的減排方式。與之前的單一減排模式相比，這無疑更凸顯了一種理性和進步。
再次，《巴黎協定》下各種機制的實效性仍面臨極大考驗。《巴黎協定》不僅創建了四種新機制，而且對與資金、能力建設等有關的原有機制都進行了調整。
但鑒于2009年之后建立的一系列機制運行并不順暢(特別是在資金、技術和能力建設方面)，這些新建和調整后的機制能否有效地實現溫室氣體減排，可否達到與之前《京都議定書》下清潔發展機制相同的效果并改變其原有的弊端，仍需進一步觀察。
總之，《巴黎協定》有其積極的一面，但在具體完成應對氣候變化的目標上，仍存在著諸多不足，亟待各國做出進一步的努力。
4.2《巴黎協定》下中國面臨的諸多挑戰
毫無疑問，《巴黎協定》的出臺有助于推動中國溫室氣體減排工作的展開，這一點毋庸置疑。然而，我們也應清醒地認識到，由于受到國際社會現實和自身國情限制的雙重壓力，未來中國將面臨諸多挑戰。其具體表現在：
第一，《巴黎協定》將中國納入到強制減排的行列。自2007年起，中國已超過美國，成為全球最大的溫室氣體排放國。這顯然意味著中國的減排行動勢必對全球應對氣候變化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但同時也凸顯了中國的碳減排將任重道遠。2015年6月30日，中國在提交的自主貢獻文件中已明確提出了2030年的自主行動目標——二氧化碳排放在2030年左右達到峰值并爭取盡早達峰;單位國內生產總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60%.65%，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費的比重達20%左右。然而現實是，2014年，中國單位國內生產總值二氧化碳排放較2005年下降33.8%，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費的比重也僅達到11.2%。這一差距要求在今后的15年內，中國要使溫室氣體減排量和非化石能源占一次性能源消費的比重均翻一倍左右。這無疑將是一場十分艱巨的攻堅戰，特別是隨著中國的碳排放從相對減排走向絕對減排，其空間會越來越小，減排難度亦會越來越大。之前，曾有學者預言，中國的溫室氣體減排將在2050年達到峰值。而中國政府現在提出的目標提前了整整20年。盡管這體現了中國在溫室氣體減排中勇于擔當國際責任的魄力，但也必須注意的是，《巴黎協定》正式批準后，我們的溫室氣體減排將受到國際法的嚴格拘束，且從《巴黎協定》的內容看，減排須逐年增加。這進一步意味著無論國內經濟、能源價格狀況如何，均不能成為國家不從事減排的充分理由。因此，此種強制性也極可能使中國的溫室氣體減排成為一種必然之舉。
第二，《巴黎協定》促使中國對自己的能源結構作根本性的調整。溫室氣體減排的關鍵在于化石能源利用的減少，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等低排放和零排放能源的增加。然而，受自身能源稟賦的限制，在中國的能源消費總量中，煤炭等化石能源仍居于高位。根據國家統計局的《2014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盡管煤炭消費量下降了2.9%，但仍占能源消費總量的66%。毫無疑問，這種高碳的能源結構嚴重制約著中國的溫室氣體減排，能源結構調整勢在必行。然而，我們面臨的問題是，2014年，作為化石能源中碳排放最少的天然氣占比僅為5.7%，這與發達國家20%多的天然氣比例相去甚遠。盡管在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開發利用中，中國在水電、風電和太陽能供熱方面都居于世界前列，但也不能不看到，國內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發展已進入一個攻堅階段，諸如像“棄風”、“歐美對中國光伏產品的雙反”，以及地方能源保護主義都已形成了新的桎梏。如何從法律政策等制度層面破解這一難題，將是中國能否實現《巴黎協定》項下中國自主貢獻的關鍵。
第三，《巴黎協定》使中國面臨更多來自歐美的國際壓力。此次《巴黎協定》得以通過，中國作出了巨大貢獻，尤其是與美歐等國家或區域經濟組織先后發表的氣候變化聯合聲明，有力地推動了《巴黎協定》的出臺。然而也應看到，就溫室氣體減排而言，與中國相比，歐美現在都具有該方面的某種優勢，這將使中國極可能面臨來自它們的要求更多減排的國際壓力。例如，由于《巴黎協定》的推出，歐盟得以避免其在氣候變化領域的前期投人被轉化為“沉沒資本”，從而也使它在國際民航領域的單邊行動得以緩和或消解。而美國頁巖氣革命的成功，致使其溫室氣體排放銳減，也擴大了它在全球應對氣候變化領域的發言權。為此，中國須謹防歐美針對未來中國減排所作的聯手打壓。
4.3中國所須采取的應對策略及制度選擇
無疑，在面對諸多機遇與挑戰時，中國應積極謀劃應對氣候變化的策略并開展制度建設，其具體可從以下四個方面人手：
首先，中國應發揮大國的作用，積極籌劃《巴黎協定》中的相關制度構建。這主要應從兩個方面人手：一方面，應從國際法角度充分分析各國，特別是美國、歐盟以及基礎四國對《巴黎協定》所采取的法律行動。例如，作為一個大國，美國對《巴黎協定》的簽署和批準對未來全球溫室氣體減排將產生不容忽視的影響。
盡管美國總統奧巴馬積極參與全球應對氣候變化的一系列行動，但從美國憲法來看，他所采取的措施只有在得到國會支持的情形下，才能使《巴黎協定》在本國生效。因此，中國應著力于分析在全球氣候變化制度安排方面起決定作用的大國的法律行動，以酌情決定本國在與《巴黎協定》有關的問題上所采取的基本立場。另一方面，中國應積極參與《巴黎協定》相關新機制的建設。由于《巴黎協定》創設的一批新機制都處于構建過程中，中國應發揮其大國優勢，在這些機制的規則、模式和程序的制定方面盡可能地體現自己在氣候變化問題上的國家核心利益。
其次，中國應充分考慮“十三五”規劃與《巴黎協定》的銜接。自2016年起，中國將進入“十三五”期間。因此，“十三五”規劃應積極反映《巴黎協定》的相關要求，以期在“十三五”結束時，實現該協定就2020年后全球溫室氣體減排所提出的基本目標。特別是在國家自主貢獻方面，中國當結合2016年4月向《公約》提交的新的國家自主貢獻文件，對“十三五”規劃期間，各部門在應對氣候變化，特別是溫室氣體減排方面所應達到的節能減排要求作出籌劃。
再次，中國應強化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發展中的制度選擇。如上文所言，中國對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開發利用盡管成績不菲，但其也面臨諸如“棄風”之類的問題。因此，未來中國在這一領域應更多地關注制度的選擇而不是制定。這是因為國內新能源與可再生能源領域的發展已進人一個新階段，其特點不再是這兩種能源開發和利用的規模擴大，而是其程度的加深，這應當說是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內生”經濟發展問題。因此，這將不取決于有更多的法律和政策，而是需要更高“質量”的制度安排，這便產生一個制度選擇問題。所以，只有通過認識以往國內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發展的特點，并借鑒歐美在該領域制度構建的成功經驗，才能走出一條具有中國特色的新能源與可再生能源發展之路。
最后，中國應重視地方氣候治理模式的多元化。中國地理幅員遼闊，各地氣候特點迥然不同，因此，重視地方氣候治理模式的多元化，將有助于中國有效地應對氣候變化。此外亦可發現，無論是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所總結出的實踐經驗，抑或各國氣候治理模式的發展都表明，未來的氣候治理機制將逐漸朝一種自下而上的方向演進。盡管具體制度的設計可能存在差異，但它們均在應對氣候變化中取得了一定實效。例如，歐盟規定了區域性的排放交易機制，但在實踐中，英國采取的是碳預算模式，德國則采取可再生能源模式，路徑雖不完全相同，但都起到了減排效果。又如，美國并沒有國家應對氣候變化的統一安排，但美國東部地區的減排協議和西南部的頁巖氣開發卻殊途同歸。因此，中國在加強從宏觀上應對氣候變化的同時，應積極擴展地方氣候治理的多元化模式，充分激發各地在應對氣候變化方面的積極性和創造力。
正如習近平同志所指出的，“巴黎協議不是終點，而是新的起點”。 為此，包括中國在內的世界各國都應努力落實《巴黎協定》所規定的應對氣候變化的舉措。唯有如此，我們才能擁有一個與自然和諧共處的人類社會，才能真正實現向生態文明轉型的基本訴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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